听到我说要给八局的小楼装修，杨宁脱掉了已经穿一半的大衣，又挂了回去。
我像没看到一样，继续说：“还有市公安局的院子，停车场都破成啥样了？水泥路也裂了，我觉得都应该刨了，换成沥青的……”
杨宁坐了回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个……咳，周董怎么说？”
我嘿嘿一笑：“他说，只要您能帮忙，让他把公安部大楼翻新了都没问题！”
“……”
回家的路上，崔大猛开车，我坐在后面闭目养神。
刚才和杨宁那些话，是我胡编的，自己没和周疯子说过这些话。
不过，如果真能安排几个人，花点钱不算什么，和疯子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甚至都不一定让我掏这个钱。
花些钱无所谓，武爷我现在就不愁钱！
家里十个保镖确实多了点儿，跟了自己和家人这么久，这是缘分，未来必须都要安排妥当。
这次能安排三个人就行。
崔大猛、江武和小庄三个人家乡都没亲人了，他们说过，愿意留在京城。
我舍不得他们，家里也不能没有安保，暂时多留在身边几年吧！
等广州的事情解决以后，霍老在公安系统的一些活动、案件等等，自己得多参与了。
多走动那边的关系，以后要回家乡的，可以回家乡的公安机关，如果有不想回去的，看看能不能往袁海川那边送一两个。
包括部里，别听杨宁哭穷，也不是没有可能……
接下来的日子，我并没有着急去广州，每天带着老婆孩子，拉着李玉兰和小静，陈忠华和师娘，还有赤须子、石珊、冷强和小毅、青青、小熊他们这些孩子，浩浩荡荡把天安门广场、故宫、后海、南锣鼓巷、故宫、恭亲王府、798艺术区、香山、司马台长城、天坛、北海公园、雍和宫……都逛了个遍。
小静通过中作协的朋友，联系上了着名作家史铁生老师。
正月十六上午，我开车拉着她去家中拜访。
史老师戴着厚厚的近视镜，性格有些腼腆，七年前，他被确诊尿毒症，每隔一天就要去做透析。
两个人都是残疾人，相谈甚欢。
小静没想到，史老师竟然看过她在《收获》上的一篇作品，兴奋得脸蛋都红扑扑的。
我带了一本史老师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他亲切地给我签了名。
如获至宝。
聊天中他说，自己的治疗费用，都是由中作协和市政府负担，为此很愧疚。
走之前，我在他书桌抽屉里留下了两万块钱。
回去的路上，我给疯子哥打了个电话，希望东北慈善基金能伸一把手，这个钱我来拿。
小静红着眼圈说：“小武哥，谢谢！”
两天后，我和张思洋带着武玥，送李玉兰和小静去了机场。
武玥抱着李玉兰的脖子问：“奶奶，必须要走吗？”
李玉兰刮了刮她的小鼻子，“是呀，奶奶家那边还有生意，扔不下呀！”
“能不能搬到这边来？”
“能！”李玉兰笑了起来，“奶奶争取两年内在京城也开上一家，那时候天天带你玩儿！”
“太好了！”小丫头鼓起掌来。
推小静过安检时，我说：“老妹儿，加油，期待有一天你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中作协主席团也一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哥，我会的！”
第二天，两口子又来送陈忠华和师娘回广州。
原本说好了，再住一段时间，我送他们一起回去，可两个人都待不住了。
托运好行李，我说：“师父，什么时候想退休了，和师娘搬过来住吧！”
张思洋也说：“对呀，家里地方大，他又总不在家，你们要是能过来的话，也能热闹一些！”
“行！”两个人满口答应。
看得出来，老两口在应付我俩。
我能理解，他们不想给我俩找麻烦，再加上故土难离，在南方生活了一辈子，说走就走很难。
回去的路上，接到了六处处长李嘉文的电话。
“武处，韩小云交代了……”
这些天没闲着，都快把那个游泳教练的事儿忘了，怎么才审出来？
李嘉文说：“这个女人很顽固，始终不肯交代，到后来更是脱衣服、骂脏话，寻死觅活，胡搅蛮缠。”
“昨天，我们不死心，决定第三次搜查她家，终于在浴缸下面找到了两个手机，还有四张手机卡。”
“其中一部手机，里面是张澳大利亚的SIM卡，不出意外，手机电话簿是空的，也没有通话记录和信息。”
“拿着两部手机，我们诈她，说接到了电话……”
“最后她终于熬不住了，交代是在1998年的1月份，珀斯市秘密情报部门的一个女人找上了她，吸收她成了外围人员。”
“她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提供情报，行业不限；二是接触各专业运动员或教练，发展、吸收甚至收买他们，让其在公开场合以及网络媒体上发言时，倾向于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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