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走之前,忽必烈再一次召见了八思巴,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因为这个任务是造字。
此时的大元内部通行的是成吉思汗时期,由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创行的畏吾儿蒙古文,虽然经过了不断的修改和添加,此时已经能拼写出大部分的文字,但依然有些文字无法用蒙古文拼写,所以在发行各类旨意和法规之时,在除蒙古草原外的各统治区内,不得不选用各地区的独有文字,比如汉字、契丹文、畏吾儿文以及波斯文等。
不过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却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来颁布法令,这件事在忽必烈的心中一直是一根刺,于是忽必烈便想让八思巴替他创行出一种全新的蒙古文字,作为大元帝国的官方文字来使用。
说造字简单,是因为此时的蒙古文字已经有了雏形,只不过是有一些音无法通过其余的文字书写出来,就像Q音,就无法用汉字来书写,因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Q这个音节所代表的意思是无法用形状来表现的,正所谓“字以万计,而不足以括天下之声,有声而无字者甚多。”
说造字难,则是因为忽必烈的要求,他要求新的蒙古文能够“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但世界上的语言何止万千?
再加上大元帝国的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甚至连远在非洲的埃及也跟他们接壤,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即便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不断有新诞生的字加入到汉字群体之中。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八思巴还真的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蒙文——八思巴蒙文。
他以藏文字母衍化出最早的拼音字,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而行,一共有四十多个通用字母,既能用来拼写蒙语,也能用来拼写汉字,只不过在拼写这两种文字的时候,有些发音会变得不太一样。
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献上了这种新文字,在经过详细讲解之后,忽必烈十分满意,下令在诸路设立蒙古字学,第二年又在各学之中设立了蒙古字学教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至元八年正月(1271年),忽必烈又下诏成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命令朝中的蒙古权贵、汉人百官及各怯薛歹官员选派子弟入学,将《通鉴节要》(即《资治通鉴》要点节选)用新蒙文译写之后作为教材,教习众人。并传旨各地,以后各省、部、台所用印信及颁发的铺马札子(在驿站换乘驿马所用的凭证)并用蒙古字,各地官府所上奏折皆用新蒙文书写。
但即便如此,民间却依然难以推行新蒙文,整个元朝一代,八思巴蒙文始终被定为官方文字,但实际所用者却极为稀少,有史记载,最后一次可考的该文字书写年份为1352年。
从那之后,八思巴文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沦为了一种“死文字”,不过所幸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一部分元代文物和八思巴文钱币上看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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