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现在，周长风着手绘制的小东西其实就是空心装药的弹药设计。
这是一项在原理上早就已经被发现，然而至今尚未规模应用的至关重要的弹药类型。
西元1888年，美国工程师查理斯-门罗在炸药实验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炸药爆炸的产物基本是沿炸药表面的法线向外飞散的。
由此，如果炸药被预制为凹状，那么其爆炸后的能量会被集中起来，而不是向四面八方扩散，因此可以穿透更厚物体，此即门罗效应，亦称聚能效应。
不过这个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和应用，因为缺乏应用对象——对付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这个效应并不怎么管用。
而对付欧战时期的薄皮铁罐头坦克则有些“大材小用”——机枪发射钢芯穿甲弹、步兵投掷集束手榴弹就可以炸烂那普遍只有一厘米左右的钢板，何必整新玩意？
正因如此，直到装甲更为厚重的坦克出现，基于门罗效应研发的弹药才有用武之地。
1930年，美国科学家伍德基于门罗效应又有了新发现——如果给圆锥形的炸药空腔套上金属罩，穿甲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这一发现的成果被世界各国所关注，他们陆续展开了各式各样试验，旨在考察这样充满潜力的弹药。
周长风印象中，在西班牙内战就有少量早期空心装药弹药就已经投入使用了，比如专用于反坦克的枪榴弹。
不过这些破甲弹都比较原始，在设计上不够合理。
但尽管如此，破甲弹的发明在军事上仍然是颠覆性的进展。
以往想要对付装甲目标，最适合的是动能弹药、即穿甲弹，但是想要发射它，就必须要高膛压、高初速，满足此要求的加农炮往往都很笨重。
因此无法及时的伴随步兵，做不到随叫随到，而且机动性低下，往往只能预设阵地守株待兔。
至于轻便一些的反坦克枪则过于羸弱，很快就只能退居二线，可以选择性忽略。
这种情况下步兵单位面对装甲目标缺乏有力的抵抗手段，燃烧瓶和集束手榴弹只能在近距离使用，而敌军坦克的伴随步兵可不是来旅游的。
破甲弹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攻守严重失衡的现状，使得一线单位有了更加强力的手段来对抗装甲目标。
由于空心装药的原理，其破甲深度只与装药量、炸药类型、药型罩、炸高有关，所以不像穿甲弹一样依赖速度。
可以用火炮发射、可以火箭推进、可以徒手扔出去、可以埋在地下等等，总之，少掉“速度”的条件后，新型反坦克弹药的应用面一下子就广了起来。
步兵单位面对来袭的装甲目标，即使仍旧处于天然的劣势，但却拥有了强力的对抗手段，坦克们也不敢再为所欲为了，在进攻之前也需要掂量清楚。
不过由于技术积累稀少、时间仓促的缘故，整个大战期间，各国的破甲弹的设计都不甚合理，大大影响了破甲深度。
可在这方面，周长风却是具备着非同寻常的优势的。
就比如说，药型罩要什么形状、什么材质才是更合理的？锥形装药的角度多少为宜？爆炸高度多少最佳？
这些需要大量试验与数据积累的结论，在后世却只是教材上总结的几句话罢了。
身为兵工老校中北大学的国防生，周长风虽然并非弹药工程专业的，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锥角小于一百二十度、炸高为底面直径五倍、高密度却不能太软的药型罩材质、装药后方挡板、错位抗旋药型罩……
这些都是瞟一眼即能记住的小概念罢了，然而每一个却都能对破甲弹的性能有明显提升，能迅速掌握的话能少花费多少时间与资源？
“随便写两个吧……药型罩材质，紫铜，嘶…要不要考虑缺铜啊。”
一番兴致勃勃的努力后，周长风不太满意，便又换了张纸重画。
他简单绘制了反坦克枪榴弹、反坦克手榴弹、无后座力炮式反坦克火箭筒这三种步兵反坦克武器的草图。
他的初衷是让大明的军工部门能少走些弯路，抢先应用之。
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至少能多占些上风。倘若与美国交手，那必须得使尽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才行。
实际上火箭弹不简单也不便宜，它们其实非常金贵，而且想在保证良品率的情况下大规模量产并不容易。
相比之下，发射筒本身倒是真没啥技术含量，它不承受膛压，用材和加工都很随意。
火箭弹最大的技术难点是它的发射药，可以说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简单，就这一点非常困难。
它必须在满足基本性能要求的同时，额外具备速燃的特点。
因为火箭弹最好在出膛之前就燃烧完毕，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出膛后还继续喷射尾焰，就会灼伤士兵的脸和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德军的RPzB-54型“坦克杀手”火箭筒有一个大护盾的缘故，不然就需要佩戴防毒面具才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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