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唯重实效，不重道德，他要是重视道德，王崇古这个奸臣出身，就不能做次辅十八年，掌控官厂这一朝廷命脉。
他就看实际成效，只看功绩，有功绩，道德败坏，他也会包庇，没有功绩，道德再崇高，朱翊钧只是会当做是虚名看待。
这种唯功绩论，自然会让一些贱儒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指点点，但没关系，朱翊钧站在权力的制高点，指指点点，看谁能指过谁再说不迟。
朱翊钧为张居正百年之后，准备了很多东西，他讲的《元辅维新功绩录》，就是他的准备之一，就是把张居正为推行政令所写的所有奏疏、文章，都抄录到了其中，并且由皇帝亲自批注。
皇帝的批注比张居正的奏疏还要长得多得多，每事，朱翊钧都要详细介绍下前因后果，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制度设计过程中的妥协之处，制度设计的动机，制度推行的细节，制度推行的初步结果，实践过程中对制度的修补，和对政策未来的展望。
每件事，都要包括如此多的内容，自然写起来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件事还不能由别人代笔，只能朱翊钧亲自来做，自从发现阶级论第四卷不适合拿出来后，朱翊钧就开始写这本书。
这本功绩录，朱翊钧写了十三年。
自从张居正还政于皇帝后，他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因为他要真的自己当家了，他必须要把张居正新政，完全梳理出来，并且对这些新政进行总结，继往开来，在张居正新政的基础上，完成万历维新。
这本书，之所以会写这么长的时间，是朱翊钧一直在做补充，尤其是一些政策的推行结果，比如一条鞭法，比如清丈、比如还田，这些正在推行中的新政，都需要随时增补。
而且很多时候，朱翊钧都常看常新，每次看都有新的想法，也会写到这本书里。
与其说是功绩簿，不如说是万历维新以来众多历史问题的定性。
无论是谁，要质疑张居正，朱翊钧就会掏出这本书，砸到他的脸上，让他好好看完，再来质疑。
这也是当下大明官僚越来越懒得忽悠皇帝的原因，皇帝对万历维新以来的问题，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张居正本人，这是天赋使然，也跟陛下的活跃、勤政有关。
皇帝很难忽悠，忽悠的成本太大，这从陛下每天批阅的四百多本奏疏里，就能完全感觉到，陛下是个明君圣主。
朱翊钧将科道言官弹劾张居正、王希烈、沈一贯的奏疏，留中不发，甚至还下了明旨，这是朕干的，怎么着吧！
皇帝等了一段时间，既没有科道言官继续上疏弹劾，也没有科道言官要伏阙逼宫的消息传来，朱翊钧等了足足十五天，泰西的大帆船都靠港了，这事儿，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朱翊钧本来以为这十七位科臣们不吵不闹，一定是在憋个大的！但过了十五天，还没有动静。
“这十七名御史，是准备朕回京了，再到皇极门闹腾不成？”朱翊钧眉头紧蹙，觉得事情发展和他预料的不同。
张宏低声说道：“从京师传来的消息，这十七位科臣，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最近他们盯上了山东反腐案，都奔着反腐案去了。”
弹劾张居正风险太大，还是反腐立功更快，在官场上，如何向上纠错，本来就是一个亘古以来的难题，如果简单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昏君了，风险大收益低，反腐，风险小，收益大。
“陛下，有没有可能，科臣们职责所在，既然知道了，就没有不报之理，否则就是渎职，而且他们鼓足勇气上奏，可能是觉得陛下被蒙蔽了，既然陛下一清二楚，那就没有继续弹劾的理由了。”张宏结合京师传来的消息，觉得陛下有点过于料敌从宽了。
大明哪来的那么多奸臣、佞臣，万历维新进行了二十三年，所带来的好处，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有份儿。
科道言官，风闻言事，知道了不报，就是渎职，报了，又触怒皇帝，这科道言官确实不好做。
“陛下，现在的科道言官们，和过去的不同，这都是万历维新后的进士了。”张宏提醒陛下，科道言官、六科廊、都察院御史们，都换了几茬人了。
过去御史们主动当大臣们的刀子，跟皇帝对着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些甚至可以称之为狂热的新进士们，这十七人联名上奏，大概是愤怒于张居正等人，居然敢瞒着皇帝干这种事，但知道是陛下做的决策，陛下知之甚详，不是欺上瞒下，那就不必追着不放了。
这些狂热的进士们，他们的忠诚目前仍然局限于明君圣主，而非大明国朝的江山社稷，大明的江山社稷这个概念也有点太宽泛了，而忠君，忠于陛下就非常具体了。
这一点，皇帝的感觉不明显，也就是最近召见了戴士衡，才察觉到了这种情绪，能被皇帝察觉到，说明已经非常普遍了。
朱翊钧一愣，他有些不确信的说道：“是吗？朕想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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