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准这个人，就很有意思，自从他不再收钱写文章后，他的文章就变得锋利了起来。
后元反贼，四个字言简意赅，把自大明鼎建以来，这套以夸耀胡元宽仁、暗讽大明管得太严太宽这套说辞，在行为和性质上，做出了最终的定性。
而且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更加容易传播。
越简单越容易传播，这样一来，过了二百年，瓦解朝廷法统、威严、合法性力量才有了对立面。
从后元反贼这个词，就能非常简单明了的得到一个推论，那就是大明的乡贤缙绅、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世家豪门，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跟大明，站在一起过。
比如兖州孔府，一句凤阳朱，暴发户，就把他们的态度、立场表达的非常明确了。
“日月幽而复明，如同人死复生一样的奇迹，驱逐鞑虏再造中华，如此伟业，他们却如此的诋毁、谩骂，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朱翊钧看着陈准的文章，也是极其感慨。
一群汉人，反对汉人建立的江山，反而支持和拥簇胡人建立的胡元，这是何等的数典忘祖的行径，但这种行为，大行其道了两百年，直到万历维新之后，民间才出现了一点反对的声音。
这些乡贤缙绅和他们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在不余遗力的编排着各种残暴、血腥、恐怖的故事，来瓦解大明的权威，真的很奇怪，但其实也不奇怪。
真的是因为利益吗？的确是因为利益，但不完全是因为利益。
大明拢共就收那么一点税，在孝宗之后，大明连这么一点税都收不上来了，哪哪都没钱，连修皇陵，都只有三十九万银，欠了十一万银，来年东拼西凑，才付清。
可胡元的皇帝，从头到尾都在锦衣玉食，即便最后在关内的元顺帝，生活也是极其奢靡，而元朝在亡国的最后几年，每年岁入折算后还有超过一千五百万银。
而大明在孝宗之后，每年岁入不过五六百万银。
从税收而言，大明非但不严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胡元还要宽纵。
这一点，万士和在整理元朝旧案的时候，就和陛下反复提及过，这些个士大夫们鼓噪的话，是错误的，至少在赋税这件事上，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些士大夫们究竟在反对什么？大明明明已经到了宽纵的地步，甚至连该收税的田亩，都直接对半砍了一次。
不为了利益，显然是为了地位。
后元反贼在反对，大明朝廷不肯跟士大夫共治天下。
无论两宋还是胡元，或者主动选择，或者无能力为，都让士大夫和他们所代表的乡贤缙绅们，成为了地方上真正的最高统治阶级。
但到了大明，即便是大明穷得要死，但依旧维持着统治的基本骨架，不让他们为所欲为，这就是‘后元反贼’们一直在争的东西，而大明皇帝们，自始至终都没放弃的东西。
这其实也印证了阶级论里的重要内容：阶级认同，大于族群认同。
朱翊钧把自己的想法，跟张居正、戚继光好好的聊了聊，元辅帝师和大将军互相看了一眼，一个继续看自己的书，一个继续钓鱼去了。
陛下在政治上的天赋真的很高，大概是用军事天赋换的。
谈到政治问题，陛下的理解，就非常通透，明白且透彻，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分的一清二楚。可每次谈到了军事问题，陛下的发言，都让戚继光两眼一抹黑。
军事天赋差点，在当下其实完全足够了，又不是鼎建开辟。
如果要打天下，肯定要极高的军事天赋，陛下继承大统之位，只要能玩好傻瓜式一键操作的三板斧，完全够用了。
朱翊钧见二位帝师忙自己的事儿，他也忙里偷闲，就待在龙池旁，看戚继光钓鱼，闲来无事，陪二位先生说说话，算是巩固下感情。
“戚帅，你说这宁远侯为何就那么轻易的放弃了养寇自重呢？他也养了很久，说杀就杀了。”朱翊钧有点想不明白，辽东问题，万历初年的时候，他以为会是最棘手的问题。
当时他对李成梁的观感不是很好，但没想到却是最简单的，和风细雨就解决了，彼此都很体面。
“陛下认为，这最厌恶打烂仗的是朝廷还是边方？”戚继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朝廷吧。”朱翊钧仔细琢磨，认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立刻说道：“边方养寇自重，朝廷不敢轻易擅动，就有了更多自由？想做什么，朝廷就无法约束了。”
张居正听闻，也是沉默了，他默认了皇帝的想法，他也是这么想的。
戚继光摇头说道：“是边方的军兵，他们最是厌恶烂仗。”
“因为他们是在战场上和贼寇搏命的人，他们搏的是自己的命，如果有的选，没有任何军兵愿意打烂仗，因为烂仗意味着绵延无期的长期战争，意味着死亡的风险变得极大。”
“一次血战侥幸活了下来，两次，三次，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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