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错了，也能全部推倒重来，不是什么大事。”张居正摊开了王崇古的奏疏，十分肯定的说道。
时间一久，王崇古发现，小皇帝和张居正说话的风格，非常接近。
一旦涉及到国朝大事，都会如此的肯定，不是那种模糊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套话，很多人都会把这种套话，理解为人情世故。
帝国的决策层说些模糊话，那不是人情世故，是没有政治担当，模糊的套话谁都会说，可担当不是每个人都有。
张居正让游七拿来了自己的印章，而后在王崇古的奏疏上骑缝章下印，还给了王崇古，这代表这本奏疏，张居正真的在支持，而不是口头说说。
张居正人在西山宜城伯府，丁忧之后，朝臣们或多或少都有所顾忌，不愿前来，张居正以为王崇古是来找他下印联名上奏，毕竟办这个事儿，王崇古还缺了点勇气。
王崇古则是在朝堂中，陛下身边，知道自己被张居正不喜，也知道陛下对张居正意见的重视，其实是来询问张居正的意见。
目的不同，但结果是好的。
王崇古和张居正谈起了关于监当官的危害，对于高拱所言，王崇古作为毛呢官厂、西山煤局的督办，再清楚不过了。
王崇古看着张居正说道：“两宋时候，官营勾当，在国朝财经事务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两宋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田赋在两宋的收入不足三成，而商税超过了七成以上，所以两宋不设田制，不抑兼并，国朝仍然富足。”
“监当官的制度在运营中，逐渐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第一，则是旱涝保收的官营勾当，人浮于事，各级官员尸位素餐，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入不敷出，导致只能不断提高垄断货物售价，最后闹到了两百文一斤煤的地步。”
“管理毫无法度可言，没有任何的规矩，一张条子，可能官厂数年经营就毁于一旦，浪费严重，大家都在损公肥私，损公家而肥私门，自古有之，屡见不鲜，这是制度缺失导致的问题，这是坐失，就是浪费和侵占。”
“第三，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僵化变得普遍，僵化就会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运营成本，就像一条百足之虫，看似活着，其实早就已经死了，成本如同九天那么高，而僵化最大的问题是，任何技术的进步，都会视为改变，而改变就会造成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技术进步被压制的结果，就是成本的逐步升高。”
“第四，则是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官厂官营勾当的商货，价格奇高无比，而百姓们普遍不认可，这个时候，为了能活下去，就要借助行政力量，将所有的商货变成官营垄断特权经济，这个时候，官营官厂勾当就到了最为危险的时候，而国朝也变的危险了起来。”
王崇古这本奏疏里的内容可不仅仅说的是监当官制度的好处，还有坏处，以及两宋的教训，作为官厂督办，王崇古对这方面感触极深，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民坊加入到羊毛生意里来，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
对于官厂也是如此，想要让官厂活下去，内外出入，都要有压力，要刀刃向内，也要不畏惧民坊的竞争，这才是官厂长治久安之道，两宋殷鉴在前，不得不防备这样的事情发生。
高拱听完了王崇古所言，满是疑惑的问道：“你都知道啊，那你还弄这个作甚？！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
“是，这些监当官在你们这些大员面前，温顺的如同家犬一般，可是出了门，面对百姓的时候，那就是豺狼虎豹，那就是魑魅魍魉，能把百姓生吞活剥！”
“你这是作孽！”
高拱谈的是这些监当官们在地方干的那些事儿，什么监当官，不过是官匪而已，打着朝廷的名号，四处劫掠罢了，鱼肉乡民的从来不只有势要豪右，还有各个衙门。
“一个衙门养几千衙役，约束不严，每到夏秋两税的时候，这些个衙役下乡征税，那都要打的头破血流，你这本奏疏，根本就是在为虎作伥！”高拱气急败坏，一甩袖子站了起来，走了两圈，气呼呼的坐下。
王之诰一言不发，他觉得高拱说的有道理，百姓背上，压着三座大山，一座是藁税田赋，一座是谷租佃钱，一座是乡部私求，藁税是朝廷的，谷租是缙绅地主的，乡部私求则是地方衙门的走狗。
千年以来，从未改变。
“太祖高皇帝时，在洪武十八年罢天下十八座官厂，与民休养生息，正是此理，我觉得新郑公虽然言辞激烈了些，可这话，不无道理。”王之诰赞同了高拱的说法。
洪武十八年废天下官厂，太祖高皇帝就是看到了两宋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则喝了口茶，看着高拱和王之诰说道：“当时太祖高皇帝连做官的找不全，还要用举荐官，这局面一直到永乐年间仍是如此，比如被人吹上了天的方孝孺，就不是进士，甚至不是举人，还有正统年间首辅杨士奇，也是在建文年间被举荐入的翰林院，同样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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