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望日这一天的朝会上，沈哲子果然不负众望，提出了一个“不循不隐，事断于公”的口号。
不徇私舞弊，不为尊者隐晦，一切事务惟求公堂昭然，这在后世看来，或是一种无需申辩的政治正确，哪怕在具体执行中总要打一折扣，但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确性却是无可置疑。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两汉以来豪强不断做大、已经演化成为门阀执政成熟体的东晋政局中，这一政治口号绝对具有着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中兴以来，行政执法向来遵从一个循礼循情的主旨，大多数时候，情甚至还要在礼之前。比如王导的宽以待人，网漏吞舟，不以苛法待士。甚至就连庾亮这个所谓刑名执政，其酷厉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宗室和政敌、尤其是方镇力量的制约和打压，真正于律法上的创建其实缺缺。
包括在真实历史上，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属官受刑，棍棒只从官服擦过，其子桓歆笑讥棍棒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温却是叹言犹患其重。所谓慈不掌兵，甚至就连桓温这样手握重兵的分陕方伯，都要以简刑为美！
人性中的恶向来都是纵容出来的，没有天生的坏种，小及怀抱婴儿，一旦骄纵成性，待到长成有了更大的作恶能力，都是不可收拾。
其实从沈哲子的立场而言，依法治国也不是要打造一个承平且井然有序的世道，当他成为真正的掌权者，思考问题自然要从整个国家的体量而出发，所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具体人事感受，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最简便可行、节约成本同时又免于争执的治国策略。
此前的沈哲子，不是没有想过借鉴北周、隋、唐一系的帝国形成，以自己出身的沈家为中心，联合时局中真正有进望前瞻的门户人家，甩开臃肿的门阀体系，从而打造一个类似关陇门阀的军政集合体。
在进行这些考量的时候，沈哲子还是落入了流于表面的经验论，忽略了他与宇文泰处境的不同。
宇文泰出身鲜卑，其所立足的基础北魏也是一个胡人政权，虽然北魏也进行了相对比较彻底的汉化，但在真正的政治制度上面相较于东晋时局还是要粗犷原始得多。
尤其在宇文泰之前，尔朱荣所发动的河阴之变又将大量北魏上层政治精英屠戮殆尽，立此残基之上的宇文泰天然便少了许多掣肘，改革的空间要大得多，也因此走出了一条汉胡融合的新道路，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
可是沈哲子面对的状况不一样，他所立身的东晋朝局那种内部的咬合与羁绊实在太多了，虽然过去这些年他也从久有的体系中汲取出大量养分以供自身壮大，但是这一次江东动荡，颍川庾氏的加入可以说是宣告了沈哲子这种尝试的破产。
沈哲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年轻，他也并不认为凭自己一己尝试便能一次性的穿透、终结这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大乱世，所以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所尝试，但也从未将之当作唯一目标。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再换一条道路。
这一次的尝试虽然失败，但也由此奠定了下一步的基础。最起码在当下江东局势中，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唯一的权威。
当然如此强悍的姿态，时局也不可能毫无反应。首先便是在朝会上，很多台臣便攻讦廷尉私囚诸葛恢乃是十足悖礼，未经审断便直接拘押这样一位执政大员，实在太过骇人听闻。
可是基本上真正的台臣大员都已经了解到有王恬血书的存在，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是不好开口声援的，就算诸葛恢没有罪实，最起码也有嫌疑，而且眼下名义上的说法仅仅只是允其自辩，尚未进入真正的司法程序。
所以基本上诸葛恢是自由未失，随时都可以离开尚书台，只是他不敢兼不能而已。只要他敢轻动，连司法上的称许都可以免除，即刻捕杀、满门处斩便是一个笃定结果。但若留在尚书台，或许还能得于一线生机，尽管很渺茫。
没有了诸葛恢这个领袖，没有了台臣大员的声援，纵然有一些声讨，不过流于无甚意义的犬吠，根本就掀不起什么声浪。
其后便是江东逆乱之事整体立案，这同样令群臣哗然。刚刚过去的这一场动荡，简直就是一件糊涂事，若是深究下去，在畿内的时流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
原本群臣还以为不过是又像此前类似事件的善后，首惩几个最显眼的人，轻拿轻放而已，却没想到其手便是如此的杀气腾腾。
如今沈氏于畿内一家独大，一味顽抗仅仅只是下下之策，或许还要将本身置于一个凶险莫测的境地中，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所以最聪明的作法，那就是推波助澜，将事情彻底搞大及至不可收拾的情况，让沈氏畏难自退。
因此在当时的朝会中，群臣们俱都将此前所准备的提案章程放弃，转而大作攻讦，务求要将时流之众尽数网罗其中。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局面，沈哲子才正式提出了不循不隐，事断于公的口号，并兼领扬州刺史，亲自坐镇主办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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