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三月末，神武右军主力开拔到淮南东路的扬州城。与江南隔江相对。
从平叛以来，神武右军的规模一直在扩大，从最初的一万四千余人，一路飙升到到了如今的三万余人。
其中主要是义军投效扩增的人数，少部分是岳飞征召的新兵。
按两淮的人口密度，神武右军的人数本应该还可以继续上升。但受限于粮草供应，岳飞不得不极力压制军队规模。
神武右军的供粮，完全无法指望东京。事实上，东京反而要指望淮南一带的粮草救急。
若是寻常年份，以东南之富庶，供应东京之余也能轻松再供给三十万大军。
但前几年平宋江、平方腊，大量西军南下，已经消耗了东南府库中绝大部分的存粮。
神武右军的粮草置办几乎全由岳飞自己统筹。
这种事情谈起来似乎耸人听闻，一支军队自筹粮草，自行征兵，那同军阀有何区别？
但事实这对大宋军队而言，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从宋军成立那一刻起，宋军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自己的后勤补给能力。
所以只要规模一大，或者只要尝试远征，必然因为后勤补给，而导致惨败，结果数十万将士惨死沙场。
神武右军目前算是在为全军开创一种新的模式，即军队自己组建后勤部队，专业负责运输粮草。
岳飞特意为这支部队新建了一个编制，名为卫勤军。编制高达四千余人，他们负责伤兵救治、工事建造以及监督运粮。
不要觉得士兵们会嫌弃卫勤军，事实上全军将士争先恐后的想加入卫勤军。倒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漂亮护士小姐姐，而是卫勤军相比于小卒，他们更像是一群军官。
尤其卫勤军的治粟使司，这一司下面有四个营，每营五百人。看规模便可知，这两千人不可能供应庞大军队的运粮工作。他们的职责是统筹为军队征发的徭役，监督百姓运送粮草的。他们更像是官府管理徭役的小吏。
不同点是，若遇到战事，他们需要集结起来，列阵作战，守护粮草，等候大军集结。
这点危险性，可以疏忽不急。如果敌军主力都打到大后方，断绝粮道了。那战局肯定已是十分危险，他们就算在前线也未必比送粮更安全。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大后方督运粮草，一个敌人也看不见。
总而言之，国家混乱之际，军队权柄会显着增加。神武右军就属于这种典型情况。
他们借着淮南平叛的时机，将运粮权从文官手中夺到自己掌控之下。淮南各个城池，府库情况各有差池，朝廷也无法详细掌控统筹。神武右军的治粟使司便自行派军队去搬运。
这种模式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倒也使得朝廷公卿们增加了些许自信，给了军队一点点信任。自中唐以来数百年对军队的防范戒备之心，有所缓解。
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谁都不相信神武右军会叛变。不仅仅是神武右军主将岳飞赤胆忠心，更重要的是神武右军从上到下，无论军官、士官还是士卒，都有着一颗忠义之心，贯彻着《春秋》大义，想的都是尽忠报国、护卫桑梓。
这种情况下，就算主帅由岳飞换成了其他人，这支军队也不会跟随主将造反。
也由此，武将和军队不再是大宋朝君臣最为防备的对象。
大宋自上而下都依稀察觉到了，控制军队的方式似乎并不止打压贬低一种，也可以是向军人贯彻一种高尚的精神，即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保家卫国的精神。
甚至于一些儒家学派更加激进的提出，士大夫们也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士大夫总是自诩国而忘身，那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时却总是有人卖国求荣？难道高贵的士大夫连武人都不如？
当然因为时间尚短，这种流派还未发酵出影响力，只是在一些州府中冒出了些许萌芽。即民族主义萌芽，这个民族的所有子民，无论文武都应该忠于诸夏。
这种思潮，最激烈的地方还是在军中。因为军中每日都在讲《春秋》，讲忠义，讲忠君报国。
神武右军的将士最是坚信赵桓那句“朕即国家”。在他们心中，一切与官家意志相悖的，都是叛逆，是可能威胁自己利益的叛徒。
这使得他们的作战意志无比坚决，三月末神武右军开赴至扬州，四月初二，大军便跨过了长江天堑，进入镇江府。
与赵桓以为的南宋小朝廷会昏聩腐败不同，这个江南小朝廷是真的在极力抵抗。
赵构与一众宰相、士大夫们积极备战，主动迎敌，从四面八方抽调了十四万余军队驰援镇江府。
他们有雄心，有壮志，要划江而治。做好了各种战略部署，派遣了精兵强将。绝非浑浑噩噩，坐以待毙。
可是结局却令人心酸落泪。很多事不是拼尽了全力，就能成功的。
双方决战爆发，两军激烈交战，但只用了一日，江南十四万大军被神武右军彻底击溃。尸骸遍布战场，死者枕藉，方圆十余里遍地尸山血海，倒地的旌旗，折断的长枪，在落日余晖下显得战场格外血腥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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