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朱翊钧其实是十分抗拒当万历皇帝的孩子们的便宜老爹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嫌万历皇帝的孩子们不好——朱翊钧虽然没有自己实际意义上的亲生骨肉，但对于孩子，他心里总有一腔现代美国中产阶级式的热爱，这种爱是大而化之的，好比中上阶级的美国家庭总爱领养被抛弃的异国残疾婴孩。
但是到了万历皇帝的孩子们这里，朱翊钧那粗疏笼统的爱心不免就被万历皇帝的后宫给削减了。
他发现在万历皇帝的大多数后妃眼中，孩子不仅是孩子，而是她们沉闷生活的一种希望，是一个寄托绮丽梦想的实体。
譬如朱翊钧在百忙之中也抽空单独见过两三回王恭妃，王恭妃与他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她与万历皇帝的孩子。
她一遍又一遍地对朱翊钧说孩子们的事情，说完皇长子朱常洛，还要再说皇四女朱轩嫄，虽然朱轩嫄四岁即病故，但也全然不妨碍王恭妃的絮絮讲述。
仿佛只要她还能不时地在朱翊钧面前讲着、念着，万历皇帝的皇四女就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与王恭妃单独见到第二面的时候，朱翊钧感悟出来了，王恭妃不是在说孩子，她是一直在对万历皇帝进行一种宗教式的、单方面的无声告白。
他们共同拥有那么好的孩子，孩子是由他和她的各一半结合而成的，甚么名分礼仪都比不上这活生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曾经的肉体交合。
皇帝对她冷淡也好，对她疏离也罢，她都能谈论孩子，即使皇帝的皮肉不再同她亲昵，她和皇帝的骨血也已在孩子身上化成了一处。
谈论他们的孩子，就好比是谈论他们最私密的那部分生命，这一小部分私密是王恭妃一人独享的，是谁也掺和不进来的。
因此无论皇帝怎样对待她，她都能从孩子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品咂她与皇帝最亲密的身体交融，而且是亲密得分都分不离、解都解不开的那种。
孩子是她和万历皇帝共有的秘密，解开这秘密的代码是她和万历皇帝的血统，是她和他生命形态的绝密信号。
在王恭妃眼中，她和万历皇帝的孩子，已然被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为重大的秘密给控制了。
她必须时刻谈论这种控制来暗示万历皇帝，除非他亲自下手解除这种控制，否则任何一个第三者都甭想在他们之间真正地插足。
朱翊钧觉得，历史上的万历皇帝是听懂了王恭妃的告白的。
而正因为这告白如此隐秘又如此执着，万历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下旨将王恭妃幽禁景阳宫，使她十年不能与朱常洛母子相见的时候，才能这般狠辣，甚至不曾有过一丝的心慈手软。
所以朱翊钧是不愿被万历皇帝的孩子们认作亲爹的，他对孩子的爱心是纯净而遐迩一体的，无论谁再往上叠加男女私爱他都承受不起。
换句话说，朱翊钧只负得起对万历皇帝孩子们本身的责任，倘或要他代替万历皇帝去通过孩子们对后宫嫔妃们负责，他朱翊钧却是万万担不起的。
不过朱翊钧绝不会去嘲笑万历皇帝的后宫嫔妃，不需多言的了解并绝对的服从，这样的爱一点都不卑微。
他朱翊钧是何等善良的一个人，即使他不敢去爱那爱情的载体，但他也永远敬重那爱情本身的产物。
朱常治作为产物之一，自然也得到了朱翊钧十二分的小心关照。
朱翊钧虽然相信现代科学，但是万历朝西方医学的发展程度究竟能不能治好朱常治的病，他心里实际上也没个底。
不料范礼安得召进殿之后，表现得比朱翊钧还谨慎。
他就如同后世康熙朝进献金鸡纳霜的法国人洪若翰一般，一定要等到其他献药者的方子均被中国皇帝确认无用，才不甚自信地认为自己能试上一试。
范礼安先不去看朱常治，反而朝朱翊钧道，
“臣于医理上无甚建树，虽知些许皮毛，但绝比不上中国皇宫中的医士，实在没有把握能治好皇上的孩子。”
历史研究生朱翊钧当然知道这是传教士的自谦，这种看上去有些像自卑的自谦中断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还是天朝上国的万历朝却是十分稀松平常，
“范卿先看一看朕的皇子罢，若是病重难治，范卿但说无妨，《论语》中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范卿敬而无失即可。”
范礼安听了这话，却还是有些犹豫，
“皇上，据臣所见，中国古医之《内经》准则，罗马医学一概不遵，臣若是以西法于四皇子诊病，恐怕皇上会以为西医粗陋，不甚可信。”
朱翊钧反问道，
“西医如何粗陋？”
范礼安想了想，举例解释道，
“譬如人之五脏六腑，罗马医学之论脏腑，详形而略理，中国医学之论脏腑，详理而略形。”
“罗马医学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如此论形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
范礼安此言一出口，殿中众人除了朱翊钧之外，不禁均面露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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