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听见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开了天。
崔可夫试探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第229师，但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调过去的吧？”
崔可夫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时间我还在第229师时，发现师级指挥员就只有萨任上校一人，别说政治部主任了，就连师政委都没有。后来还是遇到来自方面军政治部的营级政委潘琴科，师里才有了个临时的师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是萨任师长的老战友，早在他还是团长时，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师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时，很多部队还没来得及收拢，为了不贻误战机，经过师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师长萨任同志先带五个营进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师政委特鲁宁同志，则等剩下的四个营集结完毕后，再赶到战场和师长汇合。”
崔可夫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嗯，这个情况我了解，第229师进入战场时，全师只有五个营的兵力，却要防御宽度达到十五公里的区域，实力是弱了点。假如九个营都同时到达，并配备了足够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们师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说：“我们师当时是部署在哈尔科夫方向，以预防该地区的敌军北上攻击莫斯科，可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真正进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师长带着五个营开拔后，我们光收拢剩下的四个营，就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等部队集结完毕，要出发了吧，负责铁路调度的军运指挥员却告诉我们，因为要开拔到顿河流域的部队很多。再加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铁路线，我们师要想乘车的话，起码要等上一个月。军情如火，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上一个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这里的战场赶来。虽然我们紧赶慢赶，但还是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才到达战场。这个时候，师部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战斗位置，渡过顿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却了。于是我们又渡过顿河，沿路打听着找到了师部所在地，和萨任上校会师。”
“班杜林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我前几天也曾在第229师待过，当时从方面军政治部来了一位特派员。被萨任上校任命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说：“奥夏宁娜中校，你说的是营级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见我点头表示肯定，又接着说。“我和特鲁宁同志回到师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鲁宁，而潘琴科这位代理政委，就成为了师里的副政委。”
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开口说道，“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
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说道：“可以的，司令员同志。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所以我报道时，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政委同志，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
特鲁宁还算友好，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才回答说：三营刚补充完毕，缺一名政治副营长，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
萨任同志听完，看了我半天，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于是就这样，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参与对芬兰的作战。
司令员同志，您应该知道，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风大雪多，气温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战争爆发时，正逢全年中昼间最短的季节，漫长的黑夜极大地限制了我军航空兵优势的发挥。战争开始时正赶上一场大雪，战区积雪深达一米，给我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却给擅长滑雪的芬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崔可夫听到这里，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有些不耐烦地说：“芬兰的地形怎么样，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曾经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你还是直接说重点吧。”
“我们团的任务是进攻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由于敌人的防线有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它由纵深约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带组成。各道防御地带均依托湖泊沼泽等天然障碍物，构筑有大量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火力点，另有近千个地下暗堡，并以堑壕和交通壕相沟通。面对如今坚固又易守难攻的工事，我们团前后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反而伤亡累累。当一营二营的进攻再度受挫，被迫后撤的时候，防线上的芬军趁机发起了反突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阵地。就在这时，我带着新组建不久的三营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肉搏近战，经过一番恶斗后，我们全歼了这股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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