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何顒、张邈等等，这些党人的名士、领袖都与他结交，成为他的奔走之友。
他本是因为轻侠、重视清名而与党人结交的，但在党人结交的过程中，随着与越来越多的党人接触，难免的他也就越来越受到党人的影响，遂渐渐地就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了。
实际上，汝南袁氏与宦官的关系一向是不错的，要不然，袁氏也不可能在两次党锢之祸中安然无恙，并且贵重於世。当然，袁氏与宦官的关系不错，并不是说他们依附於宦官，他们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也不错，如果袁氏依附宦官，是阉党之一员，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不好，那么袁绍就算想与党人结交，党人、名士料来也是不会理会他的。
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这是袁氏在朝中的立身之本，也是袁氏能在历次政治斗争都安然无事，一直贵重的主要缘故，而如今却出了袁绍这样一个“逆子”，与党人往来密切、蓄养剑客死士，在袁氏家族内部，原本在最初的时候，袁绍的生父、从父们对此是不赞成的，所以当听说赵忠说“不知此儿终欲何为”后，袁隗就马上把袁绍叫来，当面训斥他。
可袁绍已经在诛除宦官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受党人、名士的影响太深，已经把诛灭宦官当成了己任，那么自然对袁隗之训斥不当回事儿，而又因为袁氏一向虽与宦官的关系不错，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也不错之缘故，他虽不听袁隗的话，袁隗却也对他无可奈何，总不能强令他不得再与党人交接，这个命令如果一下去，传出去，袁氏的家声就要毁了。
袁绍既存了诛灭宦官之志，又重名声，且知道名声在当下的重要作用，所以在看到朝中宦官势大，不可轻易除之的情况下后，他即以为袁成服丧为借口，辞官不做，在家服孝，随之又为他去世的母亲服孝，一连在家待了六年，这六年，既是他“养望在野”之时，也是他观察朝中、天下局势，以待机而动之时。
连服孝六年，这在当下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尤其像袁绍这样的公族子弟。
公族子弟要出仕是很容易的，比如袁绍，他二十岁时就已经是县令了，如不耽误这六年，以他的家世，就算不能升迁到二千石的太守国相，至少也能在朝中为一有实权的千石之吏，可他却能耐得住寂寞，却肯在年轻气盛、年轻人渴求富贵的时候不入仕，而且他的服孝还是严守礼节的服孝，穿粗衣服、住简陋的屋宅，饮食简单，这很不容易，一个出身公族、从小就锦衣玉食、正值气盛之年的年轻人能做到这一步，一下就得到了天下士人的交口称赞。
但是这还不够，服孝六年之后，袁绍发现宦官依旧势大，而他本人的名望也因为他到底年纪还不算太大之故而没有达到可以得到天下党人、士子拥戴的地步，於是他继续不入仕，只是改去了洛阳客居。
去洛阳客居的原因有二。
一个是洛阳乃燕京，衣冠云集，贵人多、士子多，如在洛阳能得到高名，那么很快就能传遍天下；一个是在洛阳也有利於他结交到更多的士子、豪杰。
他也是真能沉得住气，在洛阳一住多年，平时结交士子、英雄，私下里和何顒、张邈等积极救助落难的党人，何顒是个豪士、张邈有钱、袁绍有家势，他三人的组合可以说各补其短、互得其长，把扶危济困、救助党人这件事干得风生水起，这么多年来，不知救过多少的党人，有的是帮他们免罪，有的是给他们送钱，总而言之，在洛阳客居的这些年里，袁绍终於把他的名望发展到了一个顶峰，俨然成了党人中后起的中坚，成为了年轻一代士子的领袖。
黄巾乱起之后，朝廷解了党禁，何进辟除袁绍。
袁绍见党禁解了，又见黄巾乱起，又自觉羽翼已丰、自家的声望已足够登高一呼，於是认为到了英雄出世、除灭宦官之时了，兼之他与何进关系不错，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拒绝入仕，这次接受了何进的征辟，当了大将军府的一个府掾，没过多久，又被何进举荐为侍御史。
可以这么说，袁绍蛰伏多年，“厚积簿发”，如今总算到了他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他平时结交的党人、名士、英雄、豪杰现在也多瞩目於他，时刻等待他的召唤和举用。
不过，袁绍能用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知兵善战、能治军、而且手下有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人却不多，算来算去，现如今能够拿得出的手也就是荀贞一个，——不是说他手底下没有勇武敢战之人，也有，但他现有的这些人很少有参与过实战的，在这方面比不上荀贞。
所以，袁绍对荀贞越来越重视，如果说以前荀贞还只是存在於他这个政治小集团的外围，现在荀贞已经进入内围了。
袁绍之所以重视荀贞的知兵善战、有武装力量，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此前大将军窦武和老一代党人陈蕃等人也做过诛宦的事，但最终却失败了，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手里没有忠诚的武装力量，结果被宦官们给攻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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