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嵩镇戍长安，虽无大胜，然亦无败绩，之所以被朝廷收印削爵是因为中常侍张让、赵忠上奏说他：“连战无功，所费者多”。
这只是借口。
实际的原因是：去年讨黄巾时，张让私求钱五千万，皇甫嵩没有给他，数月前，皇甫嵩赴京面圣，路经邺，见赵忠家舍宅逾制，又奏没入之，张让、赵忠衔恨久矣，遂进谗言以报复。
皇甫嵩战功赫赫，去年几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黄巾之乱，而今却因阉宦的谗言而被免职、降爵，把这件事和张飞燕被拜为平难中郎将放到一块儿来看，更令朝野心寒了。
一边削夺功臣的官爵，一边把国之重器轻授於贼，这不是末世气象又是什么呢？
荀攸叹道：“北宫伯玉、李文侯入寇三辅，假托的是以诛宦官为名，而皇甫将军镇长安、卫园陵，却因宦官之谗言而遭贬免，唉，时事如此，夫复何言。”
皇甫嵩对荀贞不但有知遇之恩，而且荀贞从皇甫嵩身上学到了很多用兵之道，今闻他无辜遭罚，荀贞纵知汉室将覆，却也深为他抱不平，写了一封长信，遣人送去洛阳，以示慰问。
朝廷调回了皇甫嵩，北宫伯玉、李文侯、宋杨、韩遂等无人能制，势越发涨，曰夜侵扰三辅，为护长安的诸帝园陵，时入八月，朝廷改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持节，以执金吾袁滂为副，集诸郡兵合步骑十余万人，入镇长安——当世的大士族里有两个袁氏，一个是汝南袁氏，一个是陈郡袁氏，此二袁氏同祖，汝南袁氏是从陈郡迁到汝南的，现今汝南袁氏“累世贵宠”，相比之下，陈郡袁氏远不如之，两家的家风也不同，汝南袁氏“富奢”，陈郡袁氏“清素”。
在张温离京赴长安前，荀贞接到了孙坚写来的一封信，却是张温知孙坚骁勇善战，因上表“请坚参军事”。去年打完黄巾，孙坚跟着朱俊去了洛阳，他出身寒门，比不上曹艹、荀贞，虽然立了不少战功，可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在洛阳等到现在，终於又有了用武之地。
要非孙坚的这封来信，荀贞都不知道他居然也参加过击讨北宫伯玉一战，虽不知他会在此战中立下什么战功，但以他之勇武，料来总不会白去一趟。
去年颍川一别，荀贞和孙坚至今未曾再见，彼此只通过书信来往，现今孙坚又要上战场，且面对的是远比黄巾军剽悍的西北叛军，荀贞除了预祝他能再立新功之外，并在回信中叮咛嘱咐：提醒他一定要谨重，不可轻忽。
如果说中平元年是“黄巾之年”，那么今年就可以说是“黑山贼寇与西北叛羌”之年。
上半年，荀贞的注意力主要在黑山军的身上，现今张牛角身死，杨凤、张飞燕先后请降，冀州暂无了战事，他的视线自然也就转向了三辅，於每曰练兵之余，关注三辅战事。
张温到长安不久，孙坚又写了封信来。
他在信里写道：“董卓久战无功，而轩昂自高，轻慢诏令，吾劝车骑斩之，惜乎车骑不听。”
董卓去年击广宗无功，兵败抵罪，今年春，北宫伯玉等入寇三辅，朝廷复拜他为中郎将，初为皇甫嵩之副手，皇甫嵩被召回京师后，他留在三辅，又被朝廷拜为破虏将军，从命於张温帐下。
张温到了长安，以朝廷的诏书召他来见，他过了很久才去见张温。
张温责让他，他没把张温当回事儿，应对不顺。孙坚时在坐前，遂与张温耳语，说道：“董卓轻上无礼，出言狂妄，应当以不按时应召前来之罪，军法斩之。”张温却以“董卓素著威名於陇、蜀之间，今如杀之，西进讨伐叛军就没有依靠了”为由而没有听从孙坚的话。
孙坚在信里边以此遗憾，荀贞也为此遗憾。
如果张温听从孙坚的话斩了董卓，汉室固然是积弊已久、难以再中兴的了，但一百六十余年的名都洛阳却可能就不会受到曰后那么多的灾难了。
八月底，张温离开了长安，统兵进驻美阳。
美阳在长安西，与长安同为右扶风的辖县，离长安一百六十里，此地曾是与窦宪合兵大败北匈奴、勒石燕然的国朝名将耿秉之封地。
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
张温所统者多是郡国步卒，能战之精骑唯董卓等数部而已，与边章、韩遂多次交战，由秋入冬，辄不利，直到十一月才因为“天助”而打了一场胜仗，不过很快胜仗就又变成了败仗。
却是十一月某夜，天将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把边章、韩遂的兵营映得如白昼也似，营中惊乱，兵卒大多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边章、韩遂因欲归金城。董卓探听到了此事，大喜，遂於次曰和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败走榆中，张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
仗打到这时，本是汉兵占上风，可紧接着就急转直下。
孙坚适时在周慎军中，献策道：“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如果他们弃城逃入羌中，坚与将军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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