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径直开到虹口邮电局,办了个国际长途业务,然后钻进无人的电话间,拨通了黄克武在香港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起来了,黄克武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但却充满了疲惫。我说我是许愿,对面劈头就问:“你把烟烟救出来没有?”
我说戴鹤轩已经撤诉,她很快就能释放。黄克武问我在哪儿,我说在上海。他顿时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把我训斥了一顿,质问我为什么不陪着她。
我懒得辩解,等他骂累了,我直接问他从哪里得到大齐通宝的。黄克武说你问这事干吗,我终于忍不住怒火:“我还能干吗,当然是要调查《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您当初把大齐通宝给我,怎么回事也不说清楚,害我在戴鹤轩那里差点吃了一个大亏。现在五脉生死存亡,你们这些老前辈说话能不能直接点,别藏着掖着好不好!”
我发了这么一通脾气,黄克武那边沉默片刻,居然没骂回来。我听到话筒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黄克武悠悠道:“好吧,好吧,你小子翅膀硬了,连我都敢骂啦。我告诉你就是,这也不是什么丢人事。”
原来这枚大齐通宝,是黄克武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买到的。当时他来上海出差,在闸北区的一家文物商店谈事情的时候,正好目睹了一起收购。
来文物商店卖东西的,是个老头子,戴着玳瑁腿的小圆眼镜,穿一身黑马褂,一看就是经营古董的老掌柜。他带着两个大木盒子,一个后生拿扁担挑着。老掌柜抖着手,一件一件往柜台上搁。
黄克武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老掌柜为啥手发抖。这些买卖古董的人,要把自己心头肉交出去,那比剐了他们还难受。但大环境在那里摆着,也由不得他们选择。那时候已经解放,全国都在大改造,古董界也未能幸免。五脉都要改组学会,更别说是普通古董店铺了。这些铺子有两个选择,一是合并到文物商店去,公私合营;二是把东西都卖给文物商店。这老掌柜选择的显然是后者。
黄克武拿眼睛一扫,老掌柜带来的货『色』不错,明中的斗彩瓷瓶、清代的铜炉玉佛、汉代的方印、秦代的瓦当,还有几幅书画,品类很杂,搁到市面上都能卖出好价钱。
负责收购的是个小青年,老掌柜搁得特别小心,他却不当回事,随手拿起来『乱』看。等到老掌柜摆完一箱,小青年拿着笔一点,说一件五块,一共二十件,那就是一百块钱。老掌柜当时就急了,说同志你不能这样,文物哪能这么报价。小青年眼皮一翻,说我这规矩就是这样。老掌柜“唰”地展开一幅画,说这是孙克弘的《溪边对谈图》,从前要卖八十银元都不止,又拿起一块墨,说这是查士标亲笔题写的松墨,光这两样就得两百多银元。
小青年听得不耐烦了,拿手一挥:“那是旧社会,都是封建地主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现在可不兴这一套。一件四块,你要还啰唆,就三块一件了,你自己掂量着看。”老掌柜气得要死,一跺脚,说我不卖了。小青年冷笑:“你不卖给文物商店还能卖哪儿去?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其他商店,让他们就按这个价给。看看你的脚程快,还是我的电话快。”老掌柜站在商店门口,放声大哭。
黄克武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把小青年痛骂一顿。当时文物商店的很多职员都是五脉的人,黄克武站出来说话,这小青年立刻不敢吭声了。最后老掌柜的两大木盒子文物,总算结了一个相对公道的价钱。老掌柜对黄克武千恩万谢,从怀里『摸』出一个红丝绸包,里面藏着一枚铜钱。
黄克武一看这铜钱,眼睛顿时瞪大了,他认出来这是传说中的那枚缺角大齐通宝。老掌柜把铜钱放到他手里,说这东西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一直秘藏至今。现在世道变了,留着也没用了,您是识货的人,知道它的价值,请你收下它,求你善待这些宝物,可别糟蹋了。说完以后,老掌柜让那后生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文物商店。
“这是哪家古董铺子?”我问。
黄克武道:“我不记得了。不过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小青年。”
“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战斗,现在是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家在上海的负责人。”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这小青年居然也是五脉的人,而且现在地位已经这么高了。我还想多问黄克武一个问题,可他说必须得走了,然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挂了电话以后,我有点犹豫。自从《清明上河图》的事情爆发以来,五脉的产业在全国各地都遭受重创。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这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媒体把我捧得越高,他们就越抵触我。刘一鸣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建议我不要借助五脉的力量,自己偷偷调查。现在如果我去找刘战斗,等于是自己公开了行踪。
可随后我转念一想,那些记者肯定已经发了稿子,我实际上已经被曝光了——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能再顾虑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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