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
由于京城也是应天府的中枢，是以今年也举办了应天府的乡试，此时距离放榜不过二三日，许多赶考的考生还未散去，即便是那些已经落榜的，也有不少趁这时机游览金陵，品一品秦淮河的风韵，赏一赏紫金山的秋景，去国子学（即今天的夫子庙）瞻仰先贤，顺便给自己求一求拜一拜，希望下回得以高中。
游人如织，这些外地书生难得进京一游，自是游目骋怀，那些已经高中的甚至是放浪形骸，言语中洋洋自得，说起自己在“鹿鸣宴”上如何如何，主考座师又是如何对自己青睐有加，又拿出精美礼品到处炫耀，十分得意。
题外话，从唐朝开始，延续至本朝，向来由地方最高长官，于乡试放榜次日设此宴席，款待考官，监考，以及新科的举子。
而之所以取名‘鹿鸣’，是因为‘鹿’与‘禄’谐音。新科中举乃是入‘禄’之始，当然好好庆贺一番。但士大夫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情结很严重。他们不会把升官发财挂在口上，因为这与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于是就取了‘鹿鸣’这个听起来诗意，实则俗不可耐的名字。
在宴会上，还会由解元歌《鹿鸣》诗，五经魁跳魁星舞，以此赞美举子佳才，庆祝科举及第，并预祝举子大魁天下，独占鳌头，试图证明这宴会为的是高雅的‘鹿鸣’，而不是带着铜臭的‘禄名’。
可以说，此时的京城，是处处充满了欢声笑语，这正是读书人最为高兴的且为数不多的几个时间场合之一。
只是这时，有人风尘仆仆的抵达了吏部衙堂。这吏部乃是天官所在，乃是六部之首，地位最是尊贵，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吏部天官，虽然也是尚书，却因为权柄极重，因而几乎可以与内阁阁老平起平坐。现在虽是洪武年间，没有内阁为皇帝分忧解难，而且朱老大这位优秀劳模，自然也是不需要什么鸟内阁的，但吏部尚书仍然是职权甚大。
大到了什么地步呢？
大到了朱老大宁愿自己把吏部尚书的活一起挑了，也不愿让人分自己的权。
洪武十八年三月，郭桓案发，时任吏部尚书的余熂受牵连被一并处死了，而此时距离他做这个尚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时任吏部侍郎赵瑁也一块被砍了脑袋，顺便说一句，这位赵瑁还兼着礼部尚书，这俩人被砍了以后，吏部礼部就群龙无首，活计都被朱老大一人给挑了。
礼部还好些，洪武二十年由从缅甸出使归来的李原名任尚书。这人挺老实，最初以通经儒士举为御史，深得朱老大信任，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一直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告老还乡，成为洪武年间为数不多的能够寿终正寝的部堂高官之一。
但相比较礼部而言，吏部就有点惨了。朱老大砍了余熂以后，就一直兼着吏部尚书的职权，开玩笑，人事大权怎么可能不抓在手里面？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朱老大可能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才又选了一位倒霉蛋詹徽替自己干吏部尚书的活。
为什么说他是倒霉蛋呢？因为他可能想不到，自己熬过了郭桓案，在尚书的位置上坐了三年，本来感觉应该没事了吧，之前的三大案杀了那么多人，总不至于再来一次大案吧？然后蓝玉案爆发，这位詹徽也受牵连处死。
总而言之，洪武朝的吏部，绝对属于死亡率高发的地方，虽然掌握人事大权，却不掌握自己的生命权，何其可悲。是以在吏部当差的所有人，上到郎中胡经（一位尚书两位侍郎脑袋已经搬了家，郎中就是最高），下到小小的差役，无一不是胆战心惊，每天提溜着小心过日子，早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了。
所以此时那人在外来回踱步，显得有些踟蹰的时候，外头的差役便觉有异，多年的警惕让他们不得不防。其中一位带刀上前，厉声道：“你是何人，为何在此驻足不走？”
这人头戴纶巾，一看就是读书人，见差役盘问，最终似乎下了决心，竟是一下跪倒：“凤阳府举人卫平，星夜自中都赶来，是来揭凤阳府科考弊案，我要见吏部郎中胡大人，我要检举揭发，重大弊案，牵涉科举。”
差役脸色已经吓白了。
他们猛地想到，就在去年三月，郭桓案发，一时间朝野震动，天子震怒，都察院日夜下文催促查办，最后一举株连了无数人。
而如今……这是科举大案，严重程度甚至比郭桓案而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这一年的战战兢兢，还是要落个人头滚滚的地步？
他不敢怠慢，科举是抡才大典，被比喻是朝廷最重中之重的事，有任何可能的揭发，即便只是疯人疯语，也是没有人敢等闲的。
他立即道：“你在此等着，我立即通报。”
过不多时，此人便被押到了吏部郎中胡经的公堂。他虽然只是个郎中，却是代行吏部尚书的职责，官小责任大，吃力不讨好，有事一抓一个准，乃“无事夏迎春，有事钟无艳”的悲哀典型。此时数十个吏部主事官和堂官在旁见证，便见这胡郎中阴沉着脸，盯着来人，其他的吏部官吏，个个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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