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农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那就是“公平”。
不过限于十九世纪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环境，他们只能理解最朴素的正义。
他们不想被人无节制地剥削，不想遭受近乎奴役的压迫，不想被人从土地上赶走到城市里继续诉苦。
他们希望自己的苦难有人聆听，他们希望律法可以得到执行，地主和官员们不能无视法律和道德强行逼迫他们，而不是只对农民单方面地约束。
无论是谁能做到这些，他们都愿意将其视为神明般崇拜。
而弗兰茨的那部《劳工保护法》刚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在此时的农民看来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就是正义的执行人。
实际上此时农民对于奥地利的军队非常崇拜，毕竟通常来说在乡村地区只有真正德高望重的族老和贵族老爷才有资格评判这些事情。
是真没当成外人才会愿意聊这些...
其实地主们也同样是理直气壮，毕竟他们只是遵循传统而已。历史上欧洲乡村地区一直都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真空，他们便是真正的土皇帝。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新来的统治者一定会站在他们一方，毕竟没有他们的支持，谁都别想站稳脚跟。
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是贵族，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就是整个贵族阶级最大的代言人，难道不帮他们，还要去帮那些农民吗？
即便真是遇到那种背叛自己阶级的人，只要一句本地情况复杂，也能拖上个三五十年。
不过他们过去在乡村地区敢把普鲁士王国的法令当废纸，但却不敢在此时的奥地利军队面前造次。
即便要说那句“本地情况复杂”也要先摆明自己的立场。
“我是主张改革的。”
这让农民听了想打人，这群地主老爷之前要是这么通情达理，他们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
当然此时的农民们并没有那么坚决，地主们稍微放些甜头出来，他们还是愿意吃的，甚至有些农民会觉得愧疚，反省之前是不是闹得太过火了。
但农民们还是觉得自己占据了优势，毕竟他们可是带来了面包、鸡蛋和私酿的酒水。
弗兰茨其实早就知道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早在多年以前就规定了军队不能私下收受私人财物。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贿赂，但也留了后门，那就是可以走军需。
弗兰茨很清楚那些农民的经济状况，所以才会弥补其损失，而另一方面奥地利帝国货币的流通也会继续加深其与奥地利帝国的联系。
既然那些地主愿意接受改革，那就顺水推舟成全双方就好。不愿意改革那就暂时搁置，等待弗兰茨的后续处理。
那些农民最关心的其实是奥地利帝国是否会履行诺言，是否会继续和那些地主老爷们狼狈为奸。
弗兰茨必须让他们看见一个不一样国家，不一样的皇帝。
不过此时双方都太高估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这群人打仗还行，真让他们断案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随军的文职官员又太少，并且也缺乏专业知识和技巧。好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电报，奥地利帝国的官僚系统又足够强大。
只要前线一个电报过去，专业的处理人员就会陆续到达。
当然阿尔布雷希特起初还是很有热情，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
阿尔布雷希特作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民众的态度还是比较亲切的，如果换成其他大公大概率不会亲自过问这种事情。
其实并不是其他人冷漠，而是皇室成员自幼就被教育要和周围的人保持距离感。
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安全和保持神秘感。
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态度让民众们愈发大胆，但他却根本招架不住。
这些农民的关注点非常奇怪，整天不是狗咬了人，就是羊啃了庄稼，孩子偷果子，磨坊的秤有问题，邻居借了锅不还...
不过有些事情确实会让奥地利人听了血压升高，比如农民结婚要交钱、卖柴火要抽成、修猪圈甚至都有说法。
阿尔布雷希特大手一挥直接让士兵带着农民去强制执行，结果就发生了地主武装袭击军队的事情。
打仗的事情，阿尔布雷希特倒是在行，但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也有人包藏祸心，有人挟私报复。
让阿尔布雷希特和他手下这群外行来做这种事情显然有些不切实际，而且民众的围堵也让奥地利的军队寸步难行。
其实他们越是想要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就越会得罪更多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火车的出现让军官和士兵们都觉得坐火车才是更高效的行进方式。
但好巧不巧，普鲁士王国的铁路工人罢工了，普鲁士政府的残余力量也不敢修复铁路。
步行前往柏林则会遭到民众的围堵，在乡村地区还好，毕竟场面没那么血腥。
在城市中那些工人和市民拼命想要证明自己，这群人有一些文化，但又没那么有文化，所以做起事情来总会让人颇感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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