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躺着攫取利益的选择，北廷国驻军，需要面对的是旷日持久的治安战，是层出不穷的暴民反抗，宗教袭击，以及旧贵族、部落叛乱。
但是，在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采取以暴力行动进行的征服同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
而同样面对这些的，也包括安西、康居二国。从战利品的分配上来说，安西收获最大，因为他占据了原萨曼王朝最精华的地区，纪浑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其蒲花罗（布哈拉）、萨末鞬（撒马尔罕）这样的大城。
占据的地盘越好，统治的难度也就越大，毕竟，传统的势力更强，既得利益者群体越密集。要知道，在萨曼王朝末期，蒲花罗早就对地方上的贵族、将军等势力失去了制约，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以及内部的离心背德下，其早已名存实亡。
来自汉帝国的入侵，灭掉了萨曼王朝，但实际侵犯的，乃是那些地方实力派。由刘旻构建安西体制，又是一个充满扩张与掠夺欲望的体制，那些实力派、旧贵族们的利益必然受损，也必然不可能轻易臣服。而治安角力的过程，注定漫长而残酷。
相比之下，北廷与康居二国，负担则要小很多，尤其是北廷，一片飞地而已，即便丢失了经略地，也无关痛痒，既得的实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安西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诉求所决定的。
康居国则介于二国之间，康王刘晔分到的乃是萨曼王朝南部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一部分），比起那些大城沃野，抵抗势力相对弱一些，但也更加顽固。
另一方面，沿纪浑河上游一带地区，直接与西南的伽色尼王朝接壤，双方之间地形之间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在没有萨曼王朝这个阻碍（或者说第一目标）之后，直接对上是可以预期的事。
事实上，雍熙七年三国西征时，伽色尼王朝在其第三代君主马哈茂德的率领下，正处在一个强壮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在向着一个强国该有的面貌发展。
马哈茂德也是一个英明之主，文治武功，出类拔萃，北掠萨曼，西灭萨法尔，南征印度，这个同样崛起壮大中的新兴msl王朝，注定是安西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绊脚石、拦路虎，并且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那一天距离并不是太遥远。
而在此之前，安西三国花了三年多时间，一直到雍熙十一年，方才初步把河中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个双引号的。
三国对新占领的土地，只是实现了对大小城镇的占领，建立起了一套勉强可以运行并发挥作用的新的汉化的人口管理及税收体制（营所制），而治安上，水平也谈不上多高，只以强大的武力，保证城镇中的安定，以及治下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至于小骚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收治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流血与死亡，文明之间的征服，信仰之上的冲突，也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杀戮与死亡的终点，才是安定与繁荣。
在过去二十多年，于河中大地上发生着的，并且到大汉建隆元年依旧在持续着的，是“汉”这个以“忠孝仁义”为道德之本的文明，对另外一个强势文明的野蛮统治以及疯狂掠夺。
许多血腥与残酷之事，根本不是帝国内部那些承平已久、大谈道德的文人君子们所能想象的。而从灭亡萨曼王朝开始，安西三国虽然与帝国仍有根深蒂固的血脉联系，但二者之间实则已经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了......
平心而论，于河中地区而言，来自汉人的入侵，本身实则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在过去千年的时光里，各种各样外来的部族、势力抢夺统治着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如今，再来一批中国人，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来自东方汉帝国的藩属国们，与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亚，整个波斯，整个大食地区，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信仰上。
毕竟在ysl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根深蒂固，且四处蔓延，而来自东方的汉帝国文明，对此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从世祖时代起，就已经定了基调与方向的事情，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纠缠、冲突，妥协的余地已然很小了。
种族是多样的，民族可以融合，文化可以交汇，但信仰却是唯一的......也因为信仰，使得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即便面对汉人尖利的钢刀与火炮时，仍敢拔刀反抗。
刘旻早年在安西所实行全面的“去ysl化”政策，到了河中地区，依旧坚定、全面、彻底地推开。就比如蒲花罗，作为前萨曼王朝的首都，这是一座ysl文化璀璨的城市，然而在西征联军进城后不久，城内外所有的礼拜寺、神学院以及相关祭祀场所，全部被下令拆毁。
初期，执行的西征将士们，还有抢掠搜罗财货宝贝的欲望，但那些宗教场所实在太多，反对、抵抗、袭击的信徒也是在太多，到最后，失去耐心的汉军将士，便开始四处放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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