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会试不同，因皇帝主持的特殊性，在殿试开始前，除了殿试的主考官由皇帝本人亲自担任以外，皇帝还会在殿试举办前，任命读卷官和执事官两类殿试考官，组织和辅理殿试的各项事宜。
读卷官是负责阅卷与向皇帝进读试卷的官员，执事官则是各类辅理官的总称。各类官员听从皇帝的命令，各司其职，共同保证殿试各环节的正常举行。
殿试读卷官由礼部在殿试前几天提前奏请，皇帝亲自任命。殿试后，读卷官阅考生试卷，详定其高下，并选出优秀试卷为皇帝进读，以供皇帝钦定鼎甲排名。
定初时，皇帝任命读卷官不拘出身高低，多途任用。随着科举一途在明代选士方式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自成化二年殿试，读卷官的出身基本实现进士化。
殿试执事官的人选，亦由礼部在殿试前奏请皇帝批准。
殿试执事官的种类包括提调官、监试官、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巡绰官、印卷官、供给官。各类官员官职不同，职责分明，共同保证殿试各程序的正常运行。
殿考是整个殿试程序的开端，殿考当日皇帝亲临考场，主持策士。因皇帝“亲行之”的高规格，殿试有着非常严格的仪制要求。
读卷官由内阁大学士和五部（礼部除外）、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充任，提调官由礼部尚书、侍郎担任，监试用监察御史二人，其余受卷、弥封、掌卷等官则由翰林、春坊等衙门官员充任，巡绰有内等子，后勤供应由礼部和光禄寺。几乎所有在京文职衙门都参与这三年一度的大典。
殿试考生与乡试、会试考生一样，所需的试卷纸以及笔、墨、砚均需自备，草卷、正卷各备纸十二张。
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明祖曾御制策问，但以后只由翰林院学士，特别是内阁大学士预拟试题，呈皇帝圈定，考生的对策要求“惟务直陈”，限一千字以上。
相比诗赋的浮华，策问就实在得多，可以让考生自由发表见解，针对国家现实进行思考，避免了死记硬背，也有利于统治者甄选出所需要的经世之才，顺应了科举考试趋成熟的必然要求。
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题，着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发问的形式大抵是先回顾历史，一般是说完远古的尧、舜、禹三代，再说汉、昌、楚。之后便是阐述现在艰难的时局，说说皇帝自己的见解，再问问考生：这应该如何应对呢？归根结底，殿试考的就是历史，皇帝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再说的通俗些，策文不是一种单向的文体，而是君臣交流的双向文体，包括制策和对策，制策即皇帝出的策题，对策即是指士子针对皇帝撰拟的策题而抒发议论、提出建议和一种文体，总体而言，策文就是“帝有所问，士有所答”的应用文体。
策文大多与时事政治有关，透过策文，不难看出皇帝尤其关注哪些国家事务，皇帝处理这些国家事务的态度又如何。
太祖主持殿试时，当时关注到了教化和刑罚的问题，并且针对人情不一的现实状况，更加倾向于施行刑罚。所以他在制策时虽然提及天子教化人民是遵从天命之举，但转而又以“古先哲王设以刑以弼五教”为例，指出古先哲王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依从教化，所以又不得已要施行“五刑”，这很明显就是在暗示考生肯定刑罚才能得到青睐。
那一届的状元也领悟到了这一点，在其对策提及先古圣王也不得不以五刑治国。
又如仁宗皇帝提出了一个个社会问题，即灾诊存，民不安生，盗贼猖狂，边方有动，向士子们发出了“财充而食足，不知如此何可以臻此？”的疑问。毋庸置疑，如果这些社会问题不得到基本解决，大定的财政状况不会乐观到哪里去。当然，这是太平时期的制策。到了战争渐渐频繁时，军饷粮草的不充足又在制策中体现出来。
当然，士子们大多是学习四书五经，经济知识储备未必充足，提出的对策也趋于泛泛而谈，但士子们还是敢于直接批判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的。
崇宁帝出的这个题目就比较率性了，其实干脆就是要让贡士们歌功颂德。
大定正式封云明国主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为了表示郑重，大定还特意派遣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前往大理册封，同时还赏赐了定行日历一册。这是云明与大定朝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立，对于双方都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内忧外患刚凸显之初的节点，更得大书特书哪。嗯，这是要慰新晋进士之心，告诉这些官场后起之秀，咱大定的国际地位是杠杠滴，别瞎咋呼，更别唱反调，要保持与朝廷的完全一致，未尝没有敲打警醒之意，当今圣上用心良苦哪。这节骨眼，你们这些官场初哥就别谈啥个性了，可劲的夸就得。
这样的考题，答起来完全没难度，答题方向是固定的，无非是看谁更能深挖此事件背后蕴含的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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