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潜心研究龙沙谶，希求获取长生之术的同时，他的儿子，十七岁的广德皇帝刘堪，正为新法的推行，焦头烂额。
尽管新政前期准备工作颇为充足，真正开始清丈亩时，遭遇到的压力，远远超出刘堪想象。
派往十二个府县的三百多名督查，受到不同程度抵制。
截止二月底，新政进展缓慢，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清丈亩几乎停滞不前。
督察之中，有人主动上疏请辞，有人被弹劾收受贿赂，有人流连青楼歌姬，被打行蝲唬扎火囤（仙人跳）·····
成功的变法总是类似的，失败的变法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悲剧。
最让小皇帝瞠目结舌的是，派往吴县、嘉定的两个督查，竟然消失不见，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小皇帝，承担了原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重担。
当你岁月静好时，必然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个道理，放在三百多年前的大齐，也是适用的。
广德二年三月初六日。
早朝。
刘堪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应对之策。
他先简单回顾一番父皇伟业。
“父皇文韬武略，冠绝古今，睿识绝人。尧舜汤武，汉武帝之功勋，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皆不及太上皇万一。如今父皇不问凡事，仰慕玄修，久矣。父皇将大事暂交朕处置，朕冲龄践祚，德行浅薄，还须众爱卿襄助才是！”
刘堪目光炯炯望向群臣。
他曾为父皇操纵大权感到不满，现在父皇一心求仙，把权力下放——至少让军队和民政听命自己——他才认识到，治理大国，是何其艰难。
便如这新政推进，步履维艰，一着不慎前功尽弃。
刘堪见群臣都不说话，继续道：
“太仓知州吴善言，前日发来奏疏，诸位都看过了吧？”
齐承明制。
各省、各州府长官发往京师的塘报奏疏，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一般都会同步刊行于邸报之上，类似于后世的公示制度。
万历四十六年秋。
萨尔浒大战发生前的几个月，朝廷就把经略杨镐的出兵方略、出兵时间、地点，悉数刊发邸报，直接通报天下（虽然将明军兵力夸大了五倍不止）。这些其实都是大明的常规操作，后人不知内情，只道是杨镐一人所为，未免有失偏颇。
刑部尚书王应熊站出来道：
“陛下，吴善言奏章，臣已过目，所陈条列，所谓‘张允修八十三当斩大罪’，实属无稽之谈！荒谬绝伦！臣奏请，立即派蓑衣卫赴太仓州，交由三法司审问，揪出吴氏同党，一网打尽！”
张允修才到太仓不过月余，当地府县官员，弹劾他的奏章，如雪花片般一道道送往南京。
在这些奏章中，张允修和他同僚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当年袁应泰诬蔑太上皇“十三当斩之罪”，和这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
从“凌掠百姓”“贪污受贿”到“强抢民女”“巧取豪夺”还有什么，“借变法之名，行搜刮之实”···
出于对张允修的保护，广德帝对弹劾奏章留中不发，当做没看见。
然而弹劾愈演愈烈，而且有从太仓苏州向其他州县蔓延趋势，弹劾张经略的罪名，最终升级为：
“勾结倭寇，意欲谋反”。
更要命的是，每条罪证，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人证物证。
这就难办了。
皇帝可以留中奏疏，却不能对舆论置之不理，否则拖延下去，形势只会更糟。
刘堪从御案上翻出一本奏章，对着群臣晃了晃，将奏章递给小太监方喜宁。
松江知府龚灵海，五天前上疏，说崇明岛上的备倭军在海面缴获一艘搁浅倭寇船，擒得九州倭寇一、大阪倭寇二，从俘虏身上搜出一份密信。
据说是德川幕府写给张经略的，双方约定时日，攻取南京，取广德皇帝头颅，并赏给张允修十箱珠宝倭刀，以及八名倭国美女。
德川家光写给张居正儿子的信，节选如下：
“·····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况吾与鞑齐，有杀父灭国之恨！吾卧薪尝胆二十载，带甲百万，足轻无计，今欲假道朝鲜，超越山海，直入于齐，使其五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家光宿志也。
听闻经略已赚得孺子（指刘堪），待其莅临太仓，但得其便，以一偏师，登陆松江，直取小贼之首，吾自攻略辽东，扫穴犁庭，驱除鞑齐，恢复中华！·····”
方喜宁当着群臣的面，大声朗读松江府搜获的“密信”。
群臣哗然。
太监抑扬顿挫的嗓音传出很远，连站在大殿门口的林宇都频频回头，巨人被幕府将军的狂妄计划深深震惊···
让刘堪难堪的是，松江知府把这封奏疏刊登在邸报，名曰“全民擒拿倭寇奸细”，这样以来天下都知道张允修通倭了。
不管事实如何，通倭这个大帽子压下来，没人能承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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