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的智申主意已定，他召开家族会议，不过是宣布这个消息，并没有与大家商量的意思。所以智果说完，他连反驳的话也不说，直接为智瑶行了继嗣大礼。刚烈的智果一气之下，拂袖离开会场，又回家收拾行李，带着妻子儿女就此离开智氏，跑到掌管祭祀的晋国太史那里，表示脱离智氏，改为辅氏，另立宗庙。伤心的智果大概有着超人的敏感，他似乎已经在泪眼模糊中看到了智氏将来的败亡。
孙武子处在春秋末期，那时正发生着我国古代一次重要的军事变革。早先那种列阵而战，战之以礼的传统战法逐渐为人所摒弃。孙武子所着的《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取胜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兵以诈立”，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兵不厌诈”。
比孙武子晚生了八九十年的智瑶，更将“兵不厌诈”发挥得淋漓尽致。
智瑶接替赵鞅成为晋国第一执政后，吴王夫差遣赤市出使晋国，向智瑶表示祝贺。赤市完成任务，返回吴国的时候，智瑶一改往日之贪鄙，坚持以豪华巨舟送赤市回国。赤市心下奇怪，不知智瑶用意何在，仔细观察才发现，巨舟之上藏着无数着甲荷戟的兵士，智瑶竟准备在巨舟经过卫国时，给卫国致命一击。
原来送人是假，袭击卫国是真。可是这招也太过损人利己了，当卫国为智瑶执政的晋国吞并时，天下之人都会认为赤市收受了智瑶的贿赂，所以才与他沆瀣一气，为他袭击卫国打掩护。这种招人唾沫的事，赤市才不干呢。于是他假托生病，在晋国住了下来，叫智瑶只能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而袭击卫国的计划也在无形中流产了。毕竟，兴兵乃关乎国家生死之大事，且天下局势瞬息万变，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出兵机会的。
仇犹是中山的属国，智瑶对其土地垂涎已久。无奈晋国、仇犹之间的道路太过狭窄，且崎岖难行，所以当时战场上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战车根本开不过去。
智瑶对着那条挡住了他前行步伐的小路昼思夜想，终于叫他想出一个办法。他叫人铸了一口大钟。钟的直径正好等同于战车的宽度。钟铸好后，他将其送给仇犹国的国君，叫他派人来取。心思简单的仇犹国君于是命令军队拓路开山。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地把那口工艺精美、钟声悠扬的大钟迎回来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后面跟着晋国的雄师。
“当！当！当！”仇犹的亡国之音就这样在天地间无情地回响起来。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智瑶确有才干。他是《孙子兵法》里所说的那种“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水银泻地，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连吴国使者向他庆贺一事都可以拿来作掩护而攻打卫国，而当目标瞄准了仇犹国时，又能铸造大钟叫对手自掘坟墓，其思想的灵活性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然而，上天是公平的，他在某方面给你以优势和特权，就必要在另一方面削弱你。所以天才几乎都是“偏才”，正如智果所说，智瑶心胸狭窄，难成大器。
公元前468年，晋国第一执政智瑶会同各家出兵，一起讨伐郑国。那时赵鞅已经老了，而且正在生病，所以代表赵氏、率领赵兵出征的是太子无恤。
历来有“郑声淫”的说法，一个整天载歌载舞、饮酒赋诗的国家怎能抵挡住长期作战的虎狼晋军？于是没费多少工夫，晋人就打到了郑国的都城之下。一般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都是从“野”，也就是各国的边境打起，而攻城往往是战争的最后阶段。
由于那时人口稀少，又边界不清，所以在“野”打起来的战争往往迅速结束，并不太过惨烈，而攻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对于城里的人来说，如果城破，往往面临着男人被俘、女人被侮的危险，所以他们都会拼力死守。一般城里会储存一定量的粮食，加之那时城墙修筑得十分高大结实，所以守城者居高临下，占尽了地利人和，往往占据主动权。
反过来对攻城者来说，在守城者物质匮乏、失去战斗力之前，己方必然会死伤大量士兵。攻城，是以命搏命，而且往往是用自己人的十条命去博取敌人的一条命，等于送自己人给敌人去杀，以此消耗他们的物资和战斗力！
如果指挥统一，晋国攻打郑国时就不会出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晋军是几家的联军。所以攻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几家势力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吃这个亏。智瑶自然不会做这个出头的椽子，于是向赵无恤递眼色，要他率领赵家军前去攻城。无恤心想：“你不肯吃亏，难道我便是傻瓜吗？”于是，无恤沉默，没有理会智瑶。智瑶心中有气，但现在正是打仗的关键时候，也不好在军前发作。
但由于彼此都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所以这次攻城最终不了了之。但是，晋国联军毕竟虏获了郑国大量的资财和人口，可算是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于是要设酒宴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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