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投放的影像，还是吸引了不少人。
郭康一直觉得这种道具，原理应该很好理解，但埃及平民似乎过于孤陋寡闻，是真的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宣传了两天之后，这里就人山人海。其中一些围观者，还被马穆鲁克抓去，参加过之前在亚历山大港的战斗，见过郭康他们祈祷时的画面。在这些人的宣传下，众人更加惊骇。郭康散布的消息，就很快传了出去。
与此同时，郭康还使用另一种常用方式——给人治病。
其实这个时代，大部分人的“病”，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在调查罗斯人情况的时候，郭康就有所了解了。而埃及这边，情况也是差不多。
由于粮价暴涨，平民最多也就只能勉强糊口。查封了一批粮商之后，郭康也有了足够的存粮，去应对问题了。
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埃及的肉价倒是不贵。
当地人告诉他，这也是瘟疫的影响。疫情期间，不止人类，埃及的动物也大量死亡，有人传言说，连天上的鸟、河里的鳄鱼，都纷纷病死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人类饲养的牲畜，确实损失严重。而幸存者担心吃到这些病死的动物，吓得根本不敢吃肉。最严重的时候，一头牛卖一个第纳尔，都没有人要。
相反，当时还有各种奇怪传言，导致有些食物价格暴涨。比如之前那次，就有流言说，吃西瓜能治疗瘟疫。结果，埃及的西瓜，涨到了半只就要500迪尔汗，价格堪比黄金。也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
虽然现在瘟疫已经过去，但当地人心有余悸，哪怕有钱人，也还是不敢购置肉类。郭康趁机购入了一批牛羊，用这些肉类和面粉作原料，制作了一些肉肠，当做治疗方式。
尽管准备充分，但一开始，根本没人敢找他看病。郭康索性带人出门在街上转，看到饿出病的人，就强行抓回去。
他把防疫需要遵守的事项，写成条目，强迫这些人天天念诵，然后按照食谱，给他们渐渐增加食物。还按照教会师祖留下的经验，用花体字的阿拉伯语，把这些条文，当着众人的面写下来，再焚烧纸条，让他们用符水，就着肉肠吃掉。
过了几天，就有身体比较好的人，陆续康复出院，稀里糊涂地又被丢回街上。发现自己没病了之后，众人大感惊讶。虽然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但大家还是对这种奇怪的仪式印象深刻；有些记忆力好的，还能背住几条条文。这些做法，也很快流传开了。
于是，有些遭遇病痛，走投无路的人，开始主动上门求助。郭康也组织人手，对他们进行登记，然后亲自去观察。其中大部分人，其实也都是小毛病，凭借郭康这点有限的卫生常识，就知道如何处理，接下来等他们自愈就行了。那些实在处理不了的，就只能听天由命，雇人照顾一下，给他们一些体面，等胡大决定他们的命运了。
不过，哪怕是这些措施，也足以让绝大部分人康复了。随着出院的人越来越多，当地人对于他的态度，也从本能的抵制，变成了敬重。
当年王大喇嘛说服信徒的时候，还用了不少变魔术的手段，得知郭康也准备进行宣传，他还专门跑过来，问郭康是不是要学两手。不过，郭康的做法，已经不需要这些技艺了。所以，最后也没有用上。
正常情况下，哪怕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宣传方式也过于简单，很容易被人看出，其实就是故弄玄虚，没有什么神秘因素在里面。然而，之前的历次瘟疫，让埃及的乌莱玛，也就是教士群体，也损失惨重。
从第一次黑死病开始，教士就是死亡率最高的人群之一。白图泰在他的记录里说，当他路过加沙的时候，发现城里的八十名教法官，只有四分之一幸存；而在开罗，他之前认识的所有长老，都已经去世了。此后的历次瘟疫里，因为教士要带领众人祷告，还要给死者收敛，因此也总是首当其冲。
在埃及社会里，教士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教士的大量损失，让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氛围，都受到了影响。民间更加缺乏基本教育，很多知识无从普及。社会上的信仰，开始偏向于神秘主义。
原本，历代政权都在坚持，同时任命各个学派的教法学者。但瘟疫杀伤了大量有文化的教士，破坏了学校的培训体系和教法官任免的习惯。接替上来的人，在神学和哲学上的造诣，普遍不如鼎盛时期的前辈。由于文化水平的下降，很多研究难以为继，更简单易懂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了。
因为几年前的瘟疫和这两年的战乱，很多学者都死亡或者逃走了。现在开罗城里，只有大学中，还有一些教师在坚持授课。不过他们维持学校运行，就已经够费力了，也管不过来外面的事情。
另外，城南那边，还有几个素有威信的长老。但这段时间，他们正带着学徒，在城墙两侧到处进行考古发掘，专心搜索什叶派留下的各种遗迹，看起来也顾不上这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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