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仙中学举行国语比赛。所谓国语，即中华帝国的官话。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方言众多。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便注重统一官话，以实现全国范围的、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早在汉代时，朝廷就规范了标准语，称之为“正音”、“雅言”、“通语”。这种标准语以“洛语”为基础，而“洛语”则承袭自先秦时代的雅言。
西晋同样以洛语为官话。永嘉之乱后，洛阳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阳雅音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朝统一中国后，编着《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唐韵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这是当时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读书音。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朝幅员之广，民族之多，为历朝之最。由于汉人人口最多，文化最为发达，元朝将汉语定为域内共同语言，称为“天下通语”。
元朝汉语标准音，仍然是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汴洛音。
明太祖出于江淮，以南京为首都，认为中原雅音为汉语正统。而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更加纯正。因此，明朝官话改以南京话为基础，南京音为明朝标准汉语语音。
南京音影响很大。长久以来，南京音以其清雅流畅、抑扬顿错的特点，备受推崇。从明初开始，到清朝雍正时期，南京音都是中国官话。
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汉语成为东亚各国的官方语言。南京音也飘洋过海，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
至今，朝鲜语、日语、越语中，都夹杂着大量的汉字，读音中亦夹杂着大量的南京音。
以上各朝的官话，都可称为古汉语。古汉语远比现在的普通话复杂，声调更多，还有入音等特征。
现代的闽南话、粤语、客家话中，还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发音。至今，闽南语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六种辅音韵尾。
现代普通话早已失去了入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中，仍然保留着入音字。日语中的促音，实际上也来源于古汉语中的入音。
古汉语发音复杂，艰涩难学，实际上并不利于普及。
譬如说，明清两代皆实行官员回避制度。明代规定较严，实行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官员任职规定，即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
由于南京音复杂难学，实际上只通行于官场和上流社会，普通老百姓根本就学不会。
当时地方官员审议案件，处理老百姓的纠纷，根本就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每遇诉讼，必须安排胥吏从中翻译。这就为胥吏把持地方、欺上瞒下，提供了可乘之机。
元朝、满清以异族统治中国，蒙古人、满人也学不会这种复杂的语言。实际上，自从南北朝起，汉语发音就向着简单化的趋势发展。
到了清朝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事必躬亲，难以忍受广东、福建人的方言。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下了一道着名的圣旨，说：
“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同时，雍正帝还设置“正音馆”。满清自雍正六年，正式放弃南京官话，改以北京官话为标准音。
满清的北京官话，与当代的普通话已经相当接近了。北京官话只有四个声调，语音不如南京官话丰富。因此，北京官话下的汉语，同音字较多，发音亦不够抑扬顿挫。
但北京官话简单易学，受众范围更广。相比于明朝时期的南京音，北京官话普及范围更广。
北京官话通行一百多年，早已被国人所接受。因此，杨烜建号称帝时，并无南北偏见，毅然决定以北京官话为帝国标准音，称之为“国语”。
相比于汉语发音的优美，杨烜更看重汉语的实用性和通用性。在他看来，汉语是为所有国人服务，并非只是为读书人、官员服务。
早在三年前，杨烜便在岭南地区推行简体字、罗马拼音。简体字和罗马拼音既是扫除文盲的利器，也是普及国语的重要工具。
即便是河仙府这样的偏远地区，亦要大力推行简体字和罗马拼音，进而普及国语。知府鄚文沅一向重视教育，贯彻教育方针颇为卖力。
正好河仙中学要举行国语朗诵比赛，鄚文沅便邀请胡雪岩、郭参事莅临中学，向两位客人展示河仙教育普及水平。
比赛开始之初，鄚文沅介绍道：“河仙府地处后江入海口，又是暹罗湾海上贸易要冲。自先祖玖公开拓河仙，便有华人、马来人、柬埔寨人、暹罗人等各国族人来投。
“如今的河仙府，共有四十多万人口，华人将近一半，其他以马来人、柬埔寨人居多。我们河仙自古便以广东客家话为官方语言，以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这几年又开始推广简体字、罗马拼音，提倡使用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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