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
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
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百姓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又接连遭受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
于是，他们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着名的就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着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兵马的诸侯。
比如曹操、袁绍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朝廷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持地方稳定。
等到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了士族与寒门——两大阵营。
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从而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除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是造成地方豪强兴起的诱因之外，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造成群雄割据的主要原因。
刺史制度源自于西汉武帝时期，本意是用等级低的官员监察等级高的官员，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以六条问事制衡官员）。
尽管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始终没有统领一州的法定权力和公信度。
不过到了东汉灵帝时，他接受刘焉的建议，从而将各州刺史改称州牧。
于是，刺史成为地方的官员，从原本的中央和郡、县之间加入州一级，成为中央、州、郡、县的四级行政结构。
州牧位居郡太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成为了实际上的封疆大吏。
这样的情况持续的结果，使得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在地方形成割据势力。
而那些未被改为州牧的刺史和郡守，也趁机扩大权利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
如此一来，等于是宣告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
……………
公元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张宝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之乱”。
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百万追随者，从而引起全国性的战乱，一度席卷了半个天下。
于是，汉灵帝派皇甫嵩、卢植及朱儁率领中央军进行镇压，又令地方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进行协助。
最后，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很快被击溃，但是余部仍然散布各地。
随着各地山贼土匪陆续出现，汉朝的中央军精疲力竭，朝廷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
公元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将负责监察各郡的刺史赋予兼有地方军政权力，以加强对各州郡的控管。
不仅如此，还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担任。
这一措施使得“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虽然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但当朝廷发生内乱后，掌握地方权力的州牧及刺史纷纷割据一方，不再受到朝廷的节制。
例如，益州牧—刘焉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从而切断与朝廷的关系。
东汉为解决黄巾之乱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在朝廷的不断衰弱下，反而开启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戚宦之争又起。
宦官蹇硕等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改立太子刘辩之弟陈留王—刘协。
汉少帝—刘辩顺利继立后，何进又与袁绍等士大夫企图去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以及其他宦官。
何进还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带兵增援，结果宦官们却先发制人，在董卓军到达洛阳前杀死何进。
而袁绍则以“为何进报仇为名”，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余人。
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但也方便了率军入都城的董卓顺势夺取朝政大权，“董卓之乱”至此开始。
当时，刘协只有九岁，比少帝还小整整五岁。
董卓大为欢喜，认为刘协要比刘辩强得多，而且又因他是董太后亲自抚养的与自己更为亲近。
于是，董卓便有了罢黜刘辩、拥立刘协的念头，以方便他掌控朝政。
董卓把少帝奉迎至皇宫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干预整个东汉中央政权。
公元190年，东郡太守—桥瑁诈称以京师三公之名向各地发檄文——陈述董卓的恶行，联络各地州牧、刺史及太守共同讨伐董卓，期间共有十一路地方军队加入。
群雄并起，共推袁绍为盟主，史称“关东联军”。
董卓为避其锋芒，于是挟持汉献帝、强迁居民，迁都到长安，并火烧旧都洛阳。
期间，关东联军只有刘渊、孙坚、曹操真正出兵与董卓对战，但因持久力不足而退兵。
关东军也随之解散，此后群雄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击。
董卓迁都后，自封为太师，继续掌控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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