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树人原本抵达大冶之后，就该先视察军工行业进展的，但是方以智那边冒出这么多民政方面的纠纷，他也只好集中下重手处置一下，花不了两三天。
此前被安置屯垦的陕、豫流民，主要是在长沙府、常德府、岳阳府等地，武昌这边其实不多。
但是方以智出兵平乱之后，杀了其中一批最死硬的，又把剩下一些跟着闹事、但罪孽不重的，罚为苦役，拉到大冶这边挖矿。
沉树人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以后但凡再有被俘被改造的北方流民，可不能再直接丢到地方上去屯垦了。
大明那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是至少上千里的迁徙。
很多在流贼遍地地区生存多年积攒下来的狡诈生存智慧、和互相使绊子的刁钻恶习，必须改造一下，才能适应到一个新的省生活。
原本沉树人不这么干，是相信民风淳朴，不想搞地域差别对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至少有点专业性技术性，应该让专门的人做。如果一些人做过了工人，再回去当农民，有浪费劳动技能之嫌。
但现在吃过一遍苦了，他也算认清了这个问题——
在明末，这并不是“地域歧视”，在陕西河南当初年景好的时候，当然是淳朴的好人占绝大多数。
只是这么多年下来，不沾点恶习就不可能活下来，好人死得早，自然选择逆淘汰几十年，能活着的肯定都个个心怀绝技。
不经过磨砺改造，告诉他们世道法则变了、要调整做人方式，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回归淳朴甘当农民。
至于“浪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劳动技能”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细化管理的办法规避。
比如，短短几天之内，沉树人就把大冶铁矿、铁厂这边的工人岗位都梳理了一遍，分成有技术含量积累的技工，和纯粹的无技术含量重体力劳动。
军工作坊的工人，当然全都是技术工，绝对要保持专业性。
炼铁厂，一些烧高炉加燃料或者纯粹重体力搬运的，以后就可以先用要改造的流民，干个一年半载，表现好的再放出去承包土地屯垦。
至于各种矿山，除了个别指挥采掘的，其他卖力气的都可以用待改造流民。
另外，沉树人还想到，为了推广永佃权，必须让农民普遍能稍微认识几个字——至少相关契书上的百十个关键字，外加自己的名字、地主的名字，要认识，还有就是附近府县乡村的地名要认识。
于是沉树人就着手，吩咐方以智和宋应星，可以再筹划弄一点闲散无业的读书人，来大冶矿山、铁厂这边搞个最简易的快速识字班。
再花时间编一部只有两三百个最常用字的字典，让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认字，每天认一两个，
服苦役一年认够三百个字，知道出去后怎么跟官府签永佃权的契约，看得懂那张纸，才能当承包官田的农民。
认字慢的，出去后也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依然有可能被侵害合法权益而无法反抗、只能以破坏式耕地、抗拒兴修水利等方式消极抵抗的，那就多服一年半载矿山苦役，直到认够三百个字再放出去。
聪明一点的，一年不到就识够三百字了，也可以提前放出去。
另外，沉树人还让人拟定了一份即将用于官府强推的永佃权格式契约，找凋版印刷的印书商大规模印刷。
规定除了这份官府发的格式契约里空着的那些格子，如地名人名土地面积位置、土地档次质地描述，其他字不许民间更改，必须按照这个格式合同签。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放出去的流民只认识三百个字，也能看懂契约，不被偷奸耍滑诈骗”。
否则合同的主体部分允许随便改随便手写，鬼知道识字多的一方会添加什么内容进去。
把绝大多数变量控制住了，那三百个字就只需要包含繁体数字、阿拉伯数字、百家姓中的常用姓、地名、田地描述用到的字，其他可以先都不学。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明显违反了《大明律》，也违反了祖宗法度。
大明哪有永佃权啊，也不存在对商业格式合同的保护和法律定位。作为官府，应该是压制商业，不能随便介入商业，更别说官府帮商人定格式合同了。
格式合同这种东西，自古在华夏没有法律定位，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原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帮着草拟的时候，方以智也提醒他：这东西这么明目张胆大弄、推广，说不定明年传来了，北京那帮御史言官又要在陛下面前弹劾你了。
沉树人对此的回复是：那就让他们弹劾好了，以后找人记录下来，就找在京城的朋友好了，记下有哪些言官喜欢用维护大明律的户律部分来说事儿，来攻击政敌、来维护张居正以前的“祖宗之法”的，
将来沉树人自会应对和处置。
当然，仅限于维护大明律在经济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维护经济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沉树人当然不会公报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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