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朱敬伦带的这些人很容易就在对面的县中找到自己的族人，这不单单是一个共同的姓氏，而是平时就有来往，而且关系密切，在一起拜祭祖庭，自认为是一家人的宗族，让他们去说服本族人，比朱敬伦去说服要容易的多。
只是这时候香山县已经爆发了数起械斗，更大的械斗还正在酝酿中，双方都在呼朋唤友，一个不小心就会弄成土客械斗那种规模的惨剧，这也是县令跑到广州去请罪，而柏贵不理朱敬伦的各种推脱，强令他处理的原因。
自从械斗爆发后，其实县令已经控制不住，他那时候连把乡绅聚集在一起都很难做到，更不用说让各家各自回村去。
但朱敬伦不同，他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一千火枪兵，连续三天在香山县城外演戏，一阵阵的火枪声，吸引了大量看客的同时，也震慑住了不少人，加上暗中又有对面新安的本族人来说和，这才将这些人纷纷聚集在一起，拿出跟新安同样的公约让他们看，在随便讲一番大道理，就有人签字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已经发生过械斗，各家还都死了人后，这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已经发展到仇恨了，仇恨是不讲理性的，也根本扯不清谁对谁错。此时各打三十大板的办法是不灵的，朱敬伦也不敢用，此时用出来，那不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弄不好两边都对朱敬伦不满了。
所以朱敬伦干脆让各家回去，死人的官府给丧葬费，伤者官府出钱给治病，又许诺了免除一年两税，才算勉强把聚集在一起分作两边打群架的上千人劝了回去，只要回了乡下，那就好办多了。
朱敬伦在香山根基不深，暂时不打算招募香山兵勇，所以他只是派了些人到这里，负责在各个墟集盯着附近村落，并不打算招人。
用了十天时间解决了香山县的问题，在县城乡勇还没有完全撤光，县令两次三番希望他留下的情况下，朱敬伦还是去了东莞。
东莞的情况更容易一些，这里的械斗是零散的，还没有分成两派，加上东莞跟新安陆地相接，这里的乡族更是一家，新安本来就是从东莞划分出去的，明朝时候才分离，而这里的宗族却繁衍了几百年上千年，因此两地宗族层面上始终没有分开，这种关系是不会随着政区分割而分割的，因为他们的纽带在血脉里，在情感和文化中。
所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各个乡绅、宗族聚集到一起开会，签订公约，然后开始顺利的分编遣散，第五天的时候，朱敬伦就可以离开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因为两个县令担心担责任，而始终拖延，导致发生械斗。
对朱敬伦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他这两次倒是没有签名，可是强逼两个两个县令具名，但毫无疑问，主持整个立约过程的朱敬伦，在两县乡绅面前，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这件事过后，至少在珠江口这三个县中，朱敬伦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识了。
本以为能闲下来，然后安心应付英法联军即将到来的攻击，谁知道新会那边又出事了，新会的抵抗割地运动本来就不怎么强烈，甚至柏贵都没有让自己去处理，当地知县就遣散了事。
但问题是乡下彻底动员了一次，就如同沸腾过的开水，跟过去的生水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的乡下年轻人，确实还没有什么纪律，但却已经有了一个粗糙的组织。
就好像新安和东莞曾经是一个县，两地乡绅关系复杂，姻亲不断，同宗同族，新会和鹤山也是，鹤山的一半土地，还是清朝雍正时期才从新会分出去的，比如客家聚集的古劳都，就是从新会分离出去的。
因此鹤山土客械斗之后，就有大量的土人跑到了临县的新会，穷人确实是最凄惨的，人离乡贱无依无靠，但是地主们就好了很多，他们甚至很多都在新会也有土地，依然可以过日子，但是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在失去土地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同仇敌忾的，乡绅、地主阶层组织编练团练，生活无着的穷人，第一是混口饭吃，第二也很想打回家乡去，起码自家还有几间破屋子给妻儿老小遮风挡雨。
因此在客家人周边的各县，包括新会在内，还有阳江，甚至佛山等周边各县，土人都在聚集力量，故事中的佛山黄飞鸿编练团练打洋人，现实中可能有无数红飞鸿，蓝飞鸿们在编练团练，随时准备着杀向客家人。
到今年初，土人的力量本就积攒的差不多了，接着新会知县勒令乡勇回乡，好几只乡勇联络之下，突然就杀向了鹤山，土客械斗土人反攻阶段开始了。
大规模的械斗突然爆发，引起新会和鹤山两县县令的关注，他们的文书雪片一样的发到广州，柏贵这时候刚刚收到朱敬伦送来的平稳遣返香山和东莞两地抵抗割地而聚集的乡勇的报告。
柏贵不由感叹，这些县令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同时对朱敬伦的办事能力极其信任，甚至相信朱敬伦能轻松解决已经打了四五年的土客两家，一封让朱敬伦去新会、鹤山两县协办两地平息土客械斗的命令就送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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