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皇本来属意刘仁轨统领长安的，可是刘仁轨出山之时，长安已经安排妥当，再空降一个领导也是不妥。
于是，他也随王伴驾到了洛阳，以三朝元老的资格轻松拿下来宰相之职。
狄仁杰虽然也有刚直的名声，但是她与皇帝的关系太密切，又与权贵不对付，朝堂许多人对刘仁轨出山，狄仁杰吃瘪喜闻乐见。
狄仁杰也算对武后登基为帝有些心理准备，夏州做个县令与百姓接触多了，没有京城的浮躁，倒是对武后做皇帝有几分希望。一则天下人都期盼一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皇帝。二则百年之后，还是会还政于李唐，闹腾这些年，也是无碍的。
刘仁轨与狄仁杰的这些不同的想法，自然而然在平时的奏对中表现出来，所以，武皇自然对狄仁杰比较满意，其他人对刘仁轨更加敬重。
沈三问一心想着除去刘仁轨，却没有什么好的时机，三朝元老，玩转朝廷比他这毛头小子容易许多。还因为沈三问在武后登基这些事上，一直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刘仁轨对这个驸马十分不满意。
刘仁轨时常对沈三问冷嘲热讽，可是沈三问却只得受着。若是此时报复，也许还会落个小肚鸡肠、不尊前辈忠贤，仗势欺人的恶名。
不过，沈三问却也没打算在大事上让着他。
狄仁杰到洛阳以后，便将多年为政经验整理成册，上呈武皇。
狄仁杰向众人解释目前田制的弊端。
“目前的田制，每个大唐子民都能分得一份永业田，如果勤奋耕种，便能自给自足，即使是尼姑和寡妇也可以自在生存。
可是近些年，天灾兵祸，赋税加重，百姓便要借贷维持生存，如果来年继续如此，年复一年，百姓便难以生存，只能沦为官家或者富家的奴隶。
虽然永业田不能转让，但一旦无法生存，百姓情愿为奴，交付田产依附他人生存或者干脆变卖田产。
如此，富户争相兼并田产，百姓流离失所。
夏州，臣赴任之初，便是如此。
所幸夏州都督王方翼，治下严明，臣道明厉害，王都督便亲自监督田制施行，所有不法出售均田或者恶意收购兼并均田者，严惩不贷。
另外，部分瘦田不足以支付赋税及无法维持生存者，王都督与臣号召夏州诸官自掏腰包，布施百姓，与夏州百姓同甘共苦。
大唐幅员辽阔，田制这等关乎百姓存亡之策却越来越难以为继。
臣恳请陛下重新核算土地，分配均田，加重破坏田制处罚，保障我大唐百姓人人丰衣足食，不受恶富迫害。”
朝中多为权贵，难以感同身受。但是类似崔察、刘仁轨这类曾经与乡野生存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明白狄仁杰所说的情况，于黎民乃是生死存亡之事。
可是，田产自古以来，便是富贵之家的立身之本，有土地，才能有粮食，有粮食，才能更好的生存下来。
田产越多，粮食越多，能养活的人也越多，便能掌控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权力。
高祖时，法度严明，又虚怀纳谏，世家勋贵虽然也敛财和购置田产，却无人敢动百姓生存之根本，若是被御史风闻奏事，难以承受高祖之怒。
高宗以来，连年征战，虽不说十室九空，但是根据人口分配的均田，慢慢还是产生了些许贫富差距。国战之初，还能考虑到征战，进行赋税减免，后面田多人少，军费开支增加，对许多人家来说，赋税压力不大，便没有赋税减免政策了。
初期的田多人少，确实带来了些收入，可是后面军备增加，赋税恢复，有些人无力耕种，有些户无人耕种，田制便难以为继。
富户有此时机，自然会疯狂兼并土地，所以，武周，此时，确可以说许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
虽然长安城洛阳城，人人歌功颂德，坚信国泰民安，但是地方，许多人忍受着难言的苦楚。
狄仁杰此次夏州之行，对其执政观念影响极为深远。
甚至，奏折的最后，狄仁杰提出了与边疆诸国和平共处，减少纷争。
这是狄仁杰回京以后第一次上奏章。
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
户部侍郎：“陛下，均田制度却有变更，却并非如狄大人所说，动摇百姓之根本，不过是少数小民趋炎附势，贪图富贵，不愿再行耕种，至于买卖之事，每年各地上交赋税有增无减，足以证明此事绝非如此。”
工部尚书：“均田乃是根据人口划分，不同年份自然不同，若有生老病死，自然重新规划。一家一族之土地，划归一处，并无不可。普天之下，皆为陛下国土，何人敢将公田占为己有，兼并土地之说，乃是危言耸听，子虚乌有。”
狄仁杰不畏权贵的性子还没改。
狄仁杰怒斥两位尚书，“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你们不思报国，反而隐瞒国之重疾，听之任之，是何居心？
百姓无法生存并入大家为奴，当牛做马，这也算贪图富贵？知道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还妄图欺君，欺上瞒下，你们该当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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