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国民财富的总和”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
才能引出“宏观上的无效劳动”的概念。
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
而发展工商业，最终又是为了让“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故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一截为二。
在大顺，留下了国富的定义。
在欧洲，推销了“优势”理论，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相对优势”而不是原书的“绝对优势”。
应该说，这种断章取义，才是最符合《国富论》原着精神的：国富是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
精神内核在于“国富”，自由贸易只是手段，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
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国富是目的，大顺现在需要的，是重商主义、殖民扩张、高税政策、国家强力、扩军造舰、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这些东西，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达成了“国富”之目的。
这个第一点，是“写经”。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这算是“释经”。
简单来说，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肃算平均吗？算出来的平均，对甘肃有意义吗？
这在后世，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别说南洋的大米，就是东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而且有意义。
但在现在，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呢？
时代，便是这种感觉。
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个关键点上，刘玉拿出来几样东西，来让这些相信了“经书”的人，看到了未来。
铁路，是第一个。
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国在修运河，因为英国适合运河。
法国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
大顺在修铁路。
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也不适合修公路，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学法国修公路不行、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机，在大顺的出现，刘玉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
而是从一开始，刘玉就在往煤矿、盐井、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
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终于搞出了一条实验性质的铁路。
就现在来说，铁路给大顺带来的意义，其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至少暂时是，因为现在的动力不足、运力一般、还没到相对于漕船等老传统而惊天骇地的地步。
这种象征意义，对于相信刘玉描绘的“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这个未来的那批人而言，则意义更大。
不是在铁路本身，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
而在于，这让刘玉提出的那个“人均粮食拥有量”和“国民财富、宏观无效劳动”之类的“经文”，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
铁路带给他们这批人的，是让依托在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上的“新时代的国家”，得以理论上可以在现实里存在了。
简单来说，假如有一条从东北到河南的铁路。那么，如果河南理论上就可以种棉花了。
因为，东北与河南，终于连为一体了。东北的粮食，是可以随时出现在河南、且价格不会因为“千里不贩籴”这个铁器牛耕时代的总结而飞昂。
当然，种棉花只是一种浓缩的象征，并不是书一定要去种、或者真的去种。
即便说，从封建统治、传统士大夫思路的角度来看。这东西的出现，也使得“平粜”、“平价”之类的士大夫传统梦想，也得以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论上落地实现。
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外，还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抢夺世界市场的诸多涉及到国家强力这种经济力的政策。
这也使得“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在大顺得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
修铁路，是粮食没长腿，而铁路能让粮食去缺粮的地方，达成人均粮食的意义。
对外扩张、抢夺市场，是粮食没长腿，但是人长了腿。粮食不能往人身边凑，因为没腿；可人为啥不靠腿，往粮食身边凑呢？
大顺的粮食在哪？
在关东高粱地、在虾夷麦田、在南洋稻米种植园、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鲜的还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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