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税改方桉，被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驳回。
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没有绝对君主制；而绝对君主制想要加税，又被特权阶层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法理驳回；代表着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对抗王权的武器；而王权是最支持绝对君主制，但却试图自己毁坏绝对君主制的法理。
最终绕来绕去，似乎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掉绝对君主制。
和大明、大顺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皇权的真正支柱，是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皇权的法理理论，使得皇权无法向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平等征税；而士绅官员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论，又是皇权的理论；因为没有大明或者大顺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特权阶层，就没有皇权。
当然，一般情况，这不是问题，皇权和特权阶层凑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但如果国王或者皇帝，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
法王的脑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权、绝对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到底是阻碍王权还是巩固王权？
他以为特权阶层的存在，阻碍了王权，实际上恰恰相反。
所以他没钱了，想要征税，认为巴黎的中产们，应该对现在法国的征税不平等问题感到不满，于是居然傻呵呵地开了个“没钱了、要改革税收，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的口子。
这玩意儿是能讨论的？
为什么说他是不合格的国王，或者说他脑子不好使，问题就在这。
这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
的确，特权阶层免税，很多人感到不满。
但是，这种东西一旦讨论，大家就会开始琢磨：税收的法理到底是什么？特权阶层的特权本质又是什么？
一旦放开讨论，结果不是大家对特权阶层免税不满，而是把国王的神圣性，彻底澹化了。
通过这场关于征税的论战，使得人们对于君主制本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税收这种国家的秘密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最终达成一致的，不是“特权阶层免税还少纳税不对”；而是“他妈的特权阶层存在本身就不对”。
历史上，站在皇帝、国王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东西方有两大傻吊帝王、不合格的封建帝王。
一个是傻呵呵把税收问题、特权阶层该怎么征税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路易十五。
另一个，就是傻呵呵把《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对着传教士狂喷封建迷信都是煳弄小民的胤禛。
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来看，那俩人纯傻吊，压根不是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拿出来刊行天下、任由百姓探讨的？
那是嫌自己的统治太稳固了？嫌皇权王权太扎实了？嫌皇权的神圣性太神圣了，生怕别人戳不破这层窗户纸？
而现在，还得加上个傻吊一般的大顺李家，居然真拿着陈亮那一套“绩效评分制”作为道统学说，而且居然没有在稳定期完成转型回朱子学。
此时只说法国，因为东学西渐的因素，这件事导致了走向了一个让王权非常蛋疼的路线。
这里的东学西渐，指的不是伏尔泰，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
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理论刊物，杜邦编写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把出版地，写成：本书在北京出版。
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思，写这本书在京城出版，就是在提振他们学派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他们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只收农业税，取缔所有的工商税、关税、商业税等等。
实际上，学派本身，是为了和重商主义、法国的统制经济做斗争。
其理论基础是：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出新的财富。
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并不增加财富。
所有增加的财富，都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是自然的恩赐。
纯产品是土地耕种者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增值。
工业只是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改变其物质形式。
比如你把棉花纺织成纱、布，增加了什么？啥也没增加啊，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怎么能算财富增加了呢？
唯独农业不同，你把种子种进地里，伟大的自然，雨水、阳光，会让这一颗种子变十颗，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总和……
暂不提这个学说中的最基本的物理、化学上的漏洞，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套学说肯定要被抛弃。
但这套学说，在法国现在是显学。
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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