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急中生智，果断地选择了绕开话题，回道：“儿臣听父皇一番教诲，如醍醐灌顶。”
“自汉武元光三年，黄河决于顿丘。乃至于今，北流南流、夺淮夺泗，不下数十次。”
“自宋建炎年间，黄河夺淮，已有数百年。”
“为政者，当知眼下之局，亦当未雨绸缪日后之险。”
“得蒙父皇圣明之庇，废运河而兴漕运、下南洋而垦关东，又得专营之利。朝廷财政丰盈，天下才智效命。于此盛世，当思绸缪。”
“儿臣原无思绪，得父皇提点，茅塞顿开。”
“一则修铁路，若真有灾，则兴救济蠲免，勿使百姓无食而举兵。”
“二则当迁百姓，黄河若决，百万家或为鱼鳖。当于大水漫灌时，迁民于外，垦殖谋生。”
“三则当先测河道、明水文。效淮水故事，预留河道……”
皇帝大约是看惯了刘钰和枢密院的奏折风格，亦或许是习惯了实学派的那种奇葩的公文格式……当然，也可能是刚才那么一问，即便自己知道不应该期望过高，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有些失望，而导致的自己都没预计到的情绪。
皇帝感觉，太子说了半天，都是些假大空的废话。
显然，既没有提前去考察，也没有提前设想，纯粹是临时琢磨的。
尤其是测河道、明水文、预留河道这些话，这是个太子能说出来的？
皇帝心想，你终究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君子远庖厨”。
君子要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但同时君子还是远离庖厨。
听着太子还在那说一些空话，皇帝打住了太子的话语，问道：“吾儿知否，兴国公在松苏被人攻讦最多的事，是什么？”
太子一怔，随后道：“多有人言，兴国公残暴。其垦关东、下南洋、废盐户之事，惨死百姓，不下百万。霸术太重。”
这个没什么需要考虑的，这几乎是朝中公认的事。虽然皇帝不治罪，但是天天讲、日日讲、月月讲，这个大黑料确确实实是躲不过去的。
皇帝又问：“那若是兴国公不行移民之策，每年因着风灾、水灾、旱灾、决口、漕运、饥荒、缺粮等事而死的百姓，这罪责，又该安在谁的头上？”
“仅仅一个苏北，自开国以来，水灾、风灾、潮灾，无年不赈。其中死者，每年不下数万。朕问问你，这算谁的？”
太子一时语塞，心想这算谁的？
半晌，皇帝道：“这谁的责任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人要死，但每个人都没有责任，要怪，便去怪老天爷。”
“但因为兴国公做了事，所以在关东死的、在南洋病死的、都是兴国公的罪责。”
“朕再问问你，若是黄河真的决口北上，这是谁的责任？”
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内心只想骂一句，我日你个球，这怎么回答？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让我怎么回答？
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是再傻，也该明白说，这是治水官员的责任，当应枭首、治罪、借汝头一用，安上一些贪腐河工款的罪名，安定民心。
传首黄泛区，再抓紧时间赈济，直接从朝廷选拔实学事功良家子郎官，直奔黄泛区，甭管有罪没罪，先砍上一堆脑袋。
然后再把赈济的事解决了……
我要是这么答，你怎么想？
太子就是这么个霸术太重、重于术势的人？竟无半点仁德之心？
还是说，我要回答说，这是做皇帝的责任，明明知道黄河可能会决口，却无动于衷，所以是皇帝的责任？
因为皇帝把控着税收、把控着财政、把控着国策。而且，显然在出事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可能会决口的预言，甚至你现在就跟我明明白白地说了。
既知道，又把控着朝政，那么明确知道，却不提前准备，难道不是皇帝的责任吗？
可你又说，君子远庖厨。可以对着为宰杀的羔羊落泪、也可以对着被杀死的羊肉落泪，但唯独不应该去阻止宰杀。
显然，我要说，这是皇帝的责任，应该下罪己诏，你肯定又觉得我愚蠢。
你这问题问的……你可以去问宠臣，去问近臣，去问我母亲，去问太监，唯独你不能来问我啊。
我是太子，你让我怎么回答？
关键是，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太子？
守成之君？
开拓之君？
改革之君？
还是怎么样？
不要说我，便是现在大臣，又有几个能明白，你到底想要干啥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你儿子当个什么样的人？
太子冷汗已经湿了后背，这时候着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其实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
而且，实际上，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其实好像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可这个明显非常明确的、似乎好像是皇帝在故意引导的答案，又让太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危机。
过于明显，难道父皇真的想听到那个全是术、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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