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3-025:24数3017
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的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度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区别。
物流的畅通，自然能带来商业的兴盛，并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韩冈最想看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欢薛向的说法，农为国本、商兴害农的思想，在士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且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前几年冬天极冷，太湖冻结。在太湖湖中岛上上种柑橘的果农，因为运粮的船只被冰层阻挡无法上岛而被饿死，成了朝臣攻击商业害农的最新的武在此时士人的眼中，所谓的农，只包括五谷和蔬菜。至于种植水果，那是商业生产的一部分，与耕战二字并不搭界。
韩冈能看到王珪和元绛的眉头都皱了一下，但他们都没有出来驳斥的意思。因为赵顼现在正在点头微笑。
天子并不是很清楚薛向的一番话中隐含的见识——恐怕薛向自己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没有韩冈的惊讶，但他对薛向的回答很是满意。商业兴盛，自然财税大增，至于会不会妨害农事，这件事等真的出现了再考虑也不迟。
“方城轨道开通，运送行旅，转运民间的商货，不及月余，便入库两万贯。不过轨道兴修之初，本为渠道修成前暂用，如今轨道转运不输水运，这渠道是否该继续开凿，倒想问一问薛卿你的看法。”
薛向一瞥几名宰执和韩冈，看他们面上漠然的神色，心中就有了底。以他们的身份，以及韩冈在此事上的发言权，如果愿意作出决定，方城渠道的事轮不到天子来征询自己。
略作思忖，薛向便道：“以臣之见，轨道易修易用，何须浪费公帑？纵有损坏，最多数日便可修复，比起疏浚河渠动用的人工，俭省甚多。”
宰执们没一个愿意下定论，甚至韩冈都因为种种原因缄口不言，但薛向不同，他一向勇于任事，也不得不勇于任事。
仅仅是个荫补官员的薛向，只因少一进士及第，在朝堂上被人视为另类。他的处境，不比当年的狄青强到哪里。
当年狄青屡遭韩琦欺压，他倚之为臂助的将领，因为韩琦想杀鸡儆猴，随便找个了过错就被杀了。狄青为部将求情时，说他屡立功勋，为国杀敌，是好男儿，韩琦则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之后为枢密使时，又遭文臣群起而攻之，只得悲愤的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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