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真道生于美作国津山藩士家庭。他从小好学，22岁脱藩到江户，向箕作阮甫、佐久间象山、伊东玄朴等学习西学。安政四年任藩书调所教官，后受幕府之命与西周同时留学荷兰，在莱登大学师从费塞林格学法学、经济学以及孔德和密尔的实证主义哲学等。回日本后，在开成所任教授。将他在荷兰的听课笔记出版，取名《泰西国法论》。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泰西法学要领》，是日本人写的最初的法学通论。他后来担任幕府骑兵军官，在大政奉还时为德川庆喜设计了以德川家为中心的立宪方案。明治维新后，历任征士。司法省刑法官等。参与《新规则纲领》的编写，建议禁止买卖人口。明治四年任外务权大丞，现在陆军省任军法官。
从“九州反乱”到现在。已经过去近四个月的时间，在陆军省工作的人们。全都关注于战场的进展得失，而身为军法官的津田真道，更为关心的，是借这场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内战的机会，扫荡掉日本国内的封建等级制度思想。
津田真道通过到西方的学习，比较了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存在的等级贵贱差别现象。他发现日本的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古代西方奴隶制类似，他曾撰文谴责这种等级制对社会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认为。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废除了黑暗的奴隶制度。但在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却对所谓“下贱”之民有生杀予夺大权，真是无理至极。他强烈批判这种等级制度的非人道性，并警告若长此以往，日本社会发展的前途将会变得十分令人恐惧，更不可能赶上欧美等先进国家。
其实在明治时期，日本新政府对旧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就说：“自此废除摄关、幕府，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机。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地下之别。皆须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虽然颁布该号令是针对当时的特殊局势，为了笼络人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它已定下一个基调。将对长期以来幕府实行的封建等级制进行变更，让各等级皆可能享有政治上的发言权。在后来发布的《五条誓文》中，也有“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的条文，预示革除封建等级制已为时不远。明治二年6月17日，行政官通告第542号宣布设置华族之称号：“根据公卿与武家同心、上下协同之精神。特指示今后应废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但官位仍按以前规定不予变更。”同年12月2日太政官布告第1004号又宣布设置士族称号：“前此。各藩纠正大义名分之紊乱，察海外各国之形势。奉还其封地，从而公论众议大行……各藩亦应根据维新之政体，逐渐改革。废除中下大夫士以下之称，皆称士族及卒……但所领土地一律上交，皆赐以廪米。”即以前封建贵族的称号和领地皆被废除。明治四年8月28日，太政官布告第448号再次宣布：“兹废除‘秽多’‘非人’等名称，故今后其身份、职业皆应与平民同等。”次日又在太政官布告第449号中进一步规定“因废除‘秽多’、‘非人’等名称，故一般应编入民籍，其身份、职业皆与平民同等对待。但除地税外，仍有蠲免之惯例，应重新调查，呈报大藏省。”明治五年正月29日太政官布告第29号又宣布废除卒族的称呼：“各府县惯属之卒中，旧时值班，以‘抱替’之名，予其子等以俸禄，已自然形成世袭之情况，今后可列为士族，并呈报大藏省备案。但其俸禄，可按惯例发给。但只限一代顶替值班者，按新规定应使之为平民，其俸禄则按以前之规定发给。”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法律地位，同时也为宣扬人际政治关系现代化思想营造了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
然而，明治政府虽定下了“四民平等”的原则，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的不平等现象。藩阀统治继续保持，封建性的超经济强制仍然沉重。更严重的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封建等级制度已在人们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要在短时期内彻底扭转人民的等级观念十分困难。例如，农民阶层的旧的等级观念尤为严重，他们尽管在幕府时期处于第二等级，但实际上地位卑微，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瞧不起地位更低的商人阶层。这种心态不仅在幕末时期十分严重，而且到明治维新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象有一次福泽谕吉曾故意作出蛮横无理的士族模样，吓得农民战战兢兢，连自己的马都不敢骑。而当他用和蔼的态度向他人询问时。被询问者便认为福泽谕吉是地位低贱的“大阪商人”，而表现得趾高气扬甚至蛮横无理。福泽谕吉感叹道：“古来之习惯真可怕。此等百姓只因未受过教育，便不明事理。也不知有法律。庶民如此状况实在无法。”由于长期实行封建等级制度，人们习惯成自然。争取平等的精神也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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