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为世人留下很多的名言名句，他的《四十自述》，在其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可圈可点，让人感动。这里，不妨抄录几则。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容忍哪里是什么禀赋，不过是重重磨难而无能为力，又有着一个遥远的信念，为了这个遥远的信念，做了不肯舍弃的舍弃，不愿坚持的坚持。我明白了，该歌颂的不是‘容忍’这所谓的美德，而是‘容忍’背后那遥远的信念。”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一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亚的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孔子以至于他本区交汇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崇尚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梁先生（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
……
前边提到过，1930年11月底，胡适离沪北上的几个原因。应该说，离开上海这个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也是考量之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离开了上海，麻烦仍紧跟其后，甚至没等离开，麻烦就找上门了。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适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一切照旧江山如故，在当局看来，这简直是和胡适没有离开不二。于是，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
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虽然很闹心很刺耳，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但是，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
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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