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章是以致胡适信的方式发表。胡适认真研读了梁漱溟的信，随即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
言道：“今天细读《村治》二号先生给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谢。先生质问我的几点，都是很扼要的话，我将来一定要详细奉答。
“我在‘缘起‘里本已说明，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个根本的态度，便忽略了批评对方理论的方面。况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讨论会的宣读，故有‘太简略’之嫌。
“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先生所说，‘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
“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历史考证，这话非一封短信所能陈述，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大旨如此，详说当俟将来。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处置军阀——其实中国那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别无‘高明意见，巧妙办法’，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作者）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因为有了这个答复，于是便有了胡适对梁漱溟那着名一问：“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胡适在写《我们走那条路》时，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有人说：“看了《我们走那条路》，完完全全可以看出胡适对各类问题看得多么透彻……”
任何上过中学政治课的人，都可以用内外因的哲学观点来阐述胡适的意思，“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内因是关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如胡适所说，一个个个人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是真有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应该知道，所谓再深奥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无非是生活的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义，只要是主张进步的，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为了革命的革命，为了主义的主义，即使不是邪恶的，也必定是瞎胡闹。而这，不正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的全部诉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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