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请他在长春演讲。
演讲在7月19日举行，共两场，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几天后，《盛京时报》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
才华横溢的胡适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着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自京经俄地赴英京，道出长春，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讲演于俱乐部，讲题曰：东西之文化大旨……
据说，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横幅，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
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从哈尔滨出发后，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这表示，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先入为主的成见的。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
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也有人回忆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校长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
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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