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各方推动下，全国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很高，作为应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筹备召开善后会议，胡适也在被邀请之列。
虽然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参加善后会议，但他还是接受邀请并参加了。胡适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张与此稍接近，不愿意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但是，胡适很快对善后会议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胡适此次反对驱逐溥仪和参加善后会议，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为此遭到了很多非议。
1925年对胡适来说又是个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小说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他特别喜爱的女儿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惨案”爆发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发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电报抗议英国军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适到达武汉。29日，在武昌大学作《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11月11日，胡适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着述，但未获准许。
胡适一直对英国退回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之事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1925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1926年，胡适的主要时间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适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活动，到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适作《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
这是近年来很引起重视的文章，胡适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胡适批驳“西方文明是唯物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这一说法，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
“东方的哲人曾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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