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中旬，江冬秀到北京与胡适团聚。胡适在家书中说，让江冬秀早些到北京，主要是想让她受点教育，并且与朋友的女眷往来应酬。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江冬秀可以照顾胡适的生活，帮他招呼来的朋友。
虽然江冬秀奉婆婆之命“监督”胡适，不让他熬夜，“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但胡适毕竟生活上有了陪伴和照应，也能享受家庭的温暖。
经过一学年的努力，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担任了一些职务，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家事方面也基本处理妥当，办理了婚事，太太也到了北京，可以说基本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归国不到一年，胡适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
1918年6月19日，胡适请从上海来的蒋梦麟在中央公园吃晚饭，蒋梦麟带江苏教育总会会长黄炎培一起赴宴。
席中胡适与黄炎培攀谈后才知道两家是世交，黄炎培的父亲黄燡林与胡适的父亲当年同在吴大澂幕府，黄燡林对胡传非常敬佩。
黄炎培说：“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这句对胡氏父子都很夸赞的话让爱惜名声的胡适听了很是受用。
他在次日给母亲的家书中说：“我在外边，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适，没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儿子。今次忽闻此语，觉得我还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誉，故心里颇欢喜。”声誉日隆的胡适虽然结婚时曾在拜祭祖先上与母亲有过争执，但内心多少还是有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的想法。
1918年9月底，北大新的学年开始，胡适主要开设“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伦理学”、“英美近代诗选”等课程，除此之外，胡适还参与校内的许多事务。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今年每礼拜只有十点钟工课，课虽不多，但仍旧是很忙的。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10月，他被推举为北大评议部评议员。
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着作思想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
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着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端到古代哲学史的终结。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萌芽于西周，成型于春秋时期，终结于秦汉时期。本书分为十二篇，由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意义开始，后探究古代哲学结胎的事情，之后由孔子老子的哲学讲起直到荀子韩非，最后由于秦汉时期怀疑主义、功用主义、一尊主义和迷信的盛行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胡适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他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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