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有一成绩单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一位任姓同学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适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学业之外的活动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
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应该包括学会了普通话、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学会了做白话文，这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重要条件。
毫无疑问，在中国公学的学习经历，对胡适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从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的禁锢，要放纵一次自己？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总之，这一时期，发生在年轻胡适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当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如何，对于诸如胡适这样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适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胡适学得放荡了。
胡适的这些“浪漫的朋友”中，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
胡适说：“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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