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次仅八人到会的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拟具的草案，即1927年5月被列入第一号《国民政府公报》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
吴稚晖说：“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孙.中山），挟制舆论，以图大逞。”他还说，在3月6日晚和陈独秀谈话时，他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还声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似已为难逃之巨祸”。
吴稚晖由此指出，国民党如果不愿亡党，“内部即应当制止”，“是以本委员会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即实行清党。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1887—1958)曾这样回忆“清党”运动中的蔡元培：“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说自己也受到“影响”，说得非常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当年参与策划国民党内的密谋，清除共产党人士之时，柳亚子也赫然名列“清党”的黑名单。
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一个大事件。在1927发生的这次政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党内的共.产.党展开了一次极为血腥的大“清洗”，大批共产党人及“左倾”人士被捕杀，中共的组织活动顿时受到极大摧残，从此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得不转入长达十年的“地下”活动，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毫无疑问，蔡元培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参与了，并且在一些时候几乎是“主持”了这场严酷的运动。以儒厚长者着称的蔡元培，何以会如此呢，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每个人做事都是有其动机在主使，探讨蔡元培清党的动机，这无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一定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显然不是本书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所以被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乃至于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捕杀，这首先应该与他的理念有关。
蔡元培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有其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联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的理念更为切近，又因在国际上苏俄领导人率先取消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故而孙中山选择了与共产党人联合。
他甚至认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几可同日而语，“先生与他党联合的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再者，蔡元培是不主张共.产.主义的。2月4日，蔡元培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即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的阶段斗争理论，而是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
他说：“共.产.主义，为余所素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以。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
其次，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或许必然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全面渗透到了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之中。例如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几乎被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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