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在民初的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里，辜鸿铭绝对是一大奇观，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遗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大奇观，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只不过，他的文化底蕴却是以西学为主，而他在致力维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方面却有失偏颇，因而他的“高见”引得国人为之侧目。但无论如何，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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