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于六月十一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到北京。北京火车站上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表面看，黎元洪似乎表现得很平淡，内心其实是很为激动的。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
任命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这是黎元洪早就想好了的。为什么要用伍廷芳呢？他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再者，伍现在南方护法政.府中得到倚重，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可以示好于南方。
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的。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情。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面对现实，于是便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回，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下了二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五年前他的那个“解散国会的命令”。
内阁人事是黎元洪赴京前就和自己的幕僚商量好的，并未征求曹吴的意见，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这是近些年来北京政.府一直未办到的事。当然，这些人选还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
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是亲黎反段祺瑞的政客，现在是站在广东方面反对黎元洪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谭可以算是黎的老朋友，并且是与西南方面友好的人物，此时不在湖南，可以借重。
农商总长张国淦，有人望，是黎的老幕僚，又是同乡。
王宠惠是当时知名之士，也和西南有关，董康和高恩洪则是吴佩孚所欣赏的。请吴佩孚做陆军总长是想借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完成裁兵，同时把全国的军权交付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再眷恋一个巡阅使的地位。如果他率先放弃巡阅使，以他的威望作号召就可达到废督的目的。
还有参谋总长问题，本来决定齐燮元，这是为了把他调到北京来，以裁撤江苏督军做为倡导。但吴佩孚竭力推荐李烈钧，吴说话了，黎不好不答应，参谋总长便给了李烈钧。
董康（1867～1947） 字绶经，号诵芬室主人，武进人，世居区境内青果巷。董康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郎中，大理寺推丞，主陕西刑狱。光绪二十八年母病返里，服丧期满后，曾与人编修《宪法大纲》，由清廷颁布试行。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民国三年（1914年）回国，历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法制编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此人铁面无情，在审查大参案时，曾被吴佩孚誉为“包公再世”。
高恩洪（1875年—1943年），字定安，亦作定庵。蓬莱县（今烟台蓬莱市）上口高家村人。
高恩洪出身农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剑桥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民国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一九二四年，任胶澳商埠督办。他倡办青岛大学，并出任私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二次直奉战争后，高恩洪退出政界，于烟台经营“烟潍路自动车公司”，任总经理。
一九二六年，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为汽车公路公司负责人。病逝于北平。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内，时间虽短，却很有一些作为。
一上任，便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一件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
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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