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己巳之变的后金入塞侵明，破坏了明朝的行政体系和社会秩序，使得乱兵和饥民的行动更加失去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动乱的产生和发展。此次甘肃勤王之军在安定县的哗变，恰与王子顺、苗美、苗登雾在甘南一带的叛乱同时同地发生，这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串联协作的明证，而王子顺还曾勾结蒙古人入边参与作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也更加难以收拾。
这些社会动乱的发生，与崇祯即位之初的裁驿、整军、蒙古革赏直接相关，这也是崇祯政治上不成熟，对国家治理的渴求太过急切，行事手段简单粗暴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且崇祯即位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低级操作远不止此。少年天子，锐意进取，却缺乏老成谋国的智慧和手段，一意蛮干，结果就是为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灭亡打下了浓重的伏笔。
即以蒙古革赏为例，登基伊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右翼蒙古土默特、哈剌嗔、永邵、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起初对此并不在意，那时的他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里，并未料到边夷的动荡会如此激烈地危及大明的生死存亡。
此时此刻，崇祯看着奏报，心中忧思愤懑，一匙燕窝粥挑到嘴边，半饷也没入口。他用朱笔在奏疏上题写了几行，一方面训斥梅之焕，一方面也给了几句慰勉之语，然后继续看下一份文书。
第六份公文是顺天府尹刘宗周上奏的，去年十二月满挂四万大军在永定门全军覆没之后，刘宗周就组织人力出城收殓阵亡将士遗体，当时收得尸骸三万多具，正月初敌军退去，北京周边地界逐渐安定，刘宗周将遗体搜寻范围扩大到城外二十里，在后续找到的将士尸骸中，发现了阳和卫游击毛国华、高山卫参将李胜松、守备梁才等中高级军官的遗体，他给死者家属发放了丧葬费用，并向朝廷申请对这些家属予以抚恤。
这份奏疏事实简单并且有例可循，在处理上无须大费周折，内阁的批红已经表示同意，崇祯拈起朱笔落下圈点，作为最终的认可。
第七份公文是直隶巡按董羽宸参劾玉田知县杨祁芳，这位七品县令在己巳之变时的表现很窝囊，后金军还没到玉田，他就带着家眷弃城而逃，其行为影响甚为恶劣。那顺义知县赵晖中虽然和生员们一起出城迎降，但好歹保全了一城黎民的性命，这玉田知县杨祁芬自己贪生怕死，置全城军民于不顾，率先逃窜，以致全县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虽然后金军并未在玉田投入太多兵力，但县境受到损失却很大。
崇祯朱笔批下了“交部议处”四个字，便将文书弃于一边，继续往下省阅。
第八份公文是直隶巡抚方大任自我弹劾的奏疏，起因是关于永平的战势情报失误。本月初二，顺义县送归麻登云和黑云龙至京，便向朝廷报告了杨铭对永平守将杨春叛降的预言，孙承宗以六百里加急送信给永平兵备副使郑国昌，令其小心防范。初四永平失陷后，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京城，但因为当时后金大军刚刚离畿东进，北京周边仍有敌军小股游骑梭巡，各城之间信息沟通不畅，方大任虽然也知道永平失陷的消息，但这位老兄不知又从哪里听说永平安然无恙，欣喜之下，飞骑报京以慰上意，没过两天他再次从其他渠道证实永平确已失陷，惶愧之下，上疏自请处分。
方大任是安徽桐城人，明万历四十四年65岁才考上进士，出任元城知县，他为官廉明公正，后来又升任监察御史。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罢官削籍。崇祯元年复官，升都御史，后来又出任直隶巡抚。其人现今已是78岁高龄了，虽说这次出了一点小差错，但也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他这种服事君王惶诚恐的态度让崇祯甚感欣慰，崇祯朱笔批下慰勉之言，将奏疏置于一边。
第九份公文是崇文门监课主事刘镐的奏疏，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富商豪贾各色人等聚居在此，构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五湖四海的商人携运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要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税关”之誉。
刘镐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主管崇文门税关，他在疏文中称，有民人徐清等五十五人捐银一千多两犒军，作为税政官员，常年和商贾打交道，自然会有一些人脉资源，时下国家危难，组织发动相关人员捐款爱国，也算是应景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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