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色渐黑，各路追击顺军将士陆续回返，大营内外已经稍作收拾，阵亡战死的顺、西将士都俱单独安置，再行归葬。
受伤士兵则不问顺军还是西军，都妥善收治，绝不歧视。
陆四为此特意传谕：“救死扶伤，一视同仁。”
除顺军本部随军郎中医官外，又命西安方面速派医官前来，如重伤者明日便以车马送往西安救治，能活一人便活一人。
至太阳下山，各部陆续将战果递来，计斩杀西军六千有余，俘虏上万人，缴获骡马三万余匹（头），另缴获大量火铳、弓弩、甲衣、矛盾。
顺军方面的伤亡则不足千人，两方战损对比，无疑大顺取得了一次重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胜利。
此战过后，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大西将退出北方争霸的历史舞台，大顺的崛起再无人可阻。
西军方面除张献忠外，又有虎威将军张能、右军都督张化龙、御营总兵商元、汪万象、副将杜兴文以下76名将校被杀。
张献忠义子抚南将军刘文秀、大西政权的左丞相汪兆龄、吏部尚书胡默、礼部尚书吴继善等官员逃脱。
听闻此事的陆四不由大为遗憾，否则便真是将大西的领袖连同大西的朝廷一锅端了。
官员方面，顺军倒是抓获了十几个大西政权的底层官员，这些人于西军之中都无足轻重，多是做些书办文抄之类的事务。不过抓住了张献忠册封的两个西洋天学国师利类思和安文思。
对这二人，陆四颇感兴趣，前世印象中对张献忠及大西抹黑最狠的一本书《圣教入川记》，就是出于这两位西洋教士之手。
另外三本则是《续编绥寇纪略》和满修《明史》、毛奇龄的《后鉴录》，前两本说张献忠在四川杀川人六亿，后者则是肯定大西军四路屠川，以致“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前后总计杀七亿川人，然后几本书共同得出最后结果，四川几亿百姓被大西军杀的就剩六万人。
四本书加上所谓的“七杀碑”使得张献忠及大西军在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内，一直被视为最凶残，最无人性的农民起义军，流毒至广，以致后世竟有许多无知之人深信不疑。
却不曾想，几百年后四川不过人口过亿，几百年前又哪来六七亿人让几十万西军杀的。
《圣教入川记》说西军自入武昌以后便每日大杀，在四川每天都杀四十万人，如此西军在川两年，也杀了两三亿人。
当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看到作者了，陆四当然要当面问问有没有这事。
若有，依据在何处。
若没有，你们是怎么脑洞大开的。
“你二人可写有中国游记？”
陆四开门见山，估摸这会《圣教入川记》的书名可能没定好，两个西洋和尚多半是以记录文性质在写日记。
利类思迟疑了一下，安文思摄于厉害，不敢隐瞒，乖乖将日记文稿交出。
陆四拿来翻阅，结果都是西洋文字，他是中国人，不学ABC，因此反手递还那安文思，命其读于他听。
结果听来听去，除了日记中满是吹颂张献忠“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的马屁话，怎么也没听到什么每日杀人四十万，命令西军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的荒唐记录。
倒是对西军军纪良好多有记录，除此还有记录张献忠派人安民招抚的记录，听起来最狠的大概就是命使者对明将杨展说的“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这就是一个罗生门了。
明明《圣教入川记》大量描写西军残暴，杀人上亿，司铎心惊，怎么这日记原稿却是只字无一个呢。
陆四很自然的想到了凤阳花鼓戏的前世今生，当下微微一笑将这日记原稿还给那安文思，对他二人说大顺同大西一样重视科学，善待教士，只要教士于中国遵守法纪，劝民良善，则大顺欢迎耶稣会在华传播，并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如有必要，澳门的耶稣会甚至可以在北京设立堂口。
“...待平定西北，二位司铎可以随我去北京，我大顺意与西洋诸国及耶稣会建交，届时少不得要二位司铎从中牵线...”
陆四这番话让利类思和安文思震惊万分，狂喜万分，待听这位年轻的大顺皇帝陛下说他还要亲自写信给教廷，二位教士就已经不单单是震惊与狂喜了，而是无形之上似有十字架的荣光在他二人身后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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