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众多士兵的面，寺内勇被自己叔叔拿着马鞭抽的皮开肉绽。
是以，在寺内寿一任职的两年内，大坂师团的风气在明面上有所好转，记住，只是面上。
这也导致寺内勇现在看见寺内寿一都吓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坂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坂师团师团长，虽然大坂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坂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坂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坂师团。
两年后，大坂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坂、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坂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左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坂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坂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坂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坂师团官兵彷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
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坂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坂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坂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坂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坂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坂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坂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止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坂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坂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羊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坂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坂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大坂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大坂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大坂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坂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大坂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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