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告密一旦形成制度，危害的绝不仅仅是被告之人，实际上整个朝廷的道德都在沦丧，已经变成了浑浊的染缸，只要身处这染缸之内，没人能独善其身。
在这个权欲纵横的皇家，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又真的能做到无欲无求？
压抑的火山迟早要喷薄。
首先是形势的剧变。
时至天命二十二年七月，骨笃禄再犯朔州，这次他骤然发动了近十万大军，军师元珍也相。
李恪闻讯后也立刻调集十几万部队，以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尽锐出战直应敌锋。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战，两军交锋于朔州境内的黄花堆，直杀得尸横满地血流成河，遍野黄花都染成了红色。
由于黑齿常齿浴血奋战，加之唐军人数占优，突厥军全线崩溃，被唐军追杀四十余里，骨笃禄损兵折将难计其数，仓皇逃往碛北。
此役彻底扭转了攻守局面，也让李恪的威望达到了一个巅峰。
他既不像武后那样阴谋算计，也不像李佑那样残暴。
一时间整个河北人心尽入了李恪。
李恪也不再听神都的命令。
更是借黄花堆之胜，自号唐王。
这是在效仿这是在效仿司马睿故事，司马睿就是先称的晋王。
司马睿称晋王时，愍帝司马邺虽然被俘，但依然活着，直接称帝礼法上说不过去。
司马睿称了晋王之后，就相当于将自己过继给了皇室正朔，成为了司马昭、司马炎的直系子孙，宗庙祭祀时不再祭祀琅琊王的先祖，跟刘备称汉中王异曲同工，因为刘邦当初也当过汉中王。
司马睿称晋王后，法理上就不再是琅琊王，因此他立长子为晋王太子，又另立了次子为琅琊王。
司马睿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宣告，我要当皇帝了，跟愍帝当初自立为太子一样，但却高明了很多，也显得不那么锋芒毕露。
而李恪的目的也不言而喻。
然而遗憾的是，称帝计划没能到最后。
黄花堆大捷后，李恪军内部出现分歧，副总管之一的右监门中郎将爨宝璧主张继续追击，一举荡平东突厥。
黑齿常之却认为骨笃禄尚有一定实力，此时当休养兵马，以待可乘之机。不料爨宝璧建功心切，竟然不顾主帅阻止，私自率领麾下一万三千兵马，出塞两千余里征讨突厥。
单单如此倒也罢了，若能奇袭几个部落，取得一些战果也可将功折罪。
可爨宝璧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此役之后骨笃禄已人心离散，故而兵临敌境之际竟致书告知敌人，想要恫吓诸部归降，结果弄巧成拙，引来敌人大举围攻，最终全军覆没，单人独骑逃回关内。
因为一场荒唐的追击，唐军先胜后败，李恪闻报大怒，将爨宝璧斩首以明军法。
又下令将骨笃禄改名“不卒禄”以泄心头之恨，不过李恪对东突厥的报复也仅此而已了。
首先黄花堆之战骨笃禄元气大伤，东北的契丹、靺鞨也在背后折腾起来，东突厥陷入内忧外患，对中原不再构成威胁。
更为要紧的是，此时西域出了大乱子，李恪也无暇顾及东突厥。
吐蕃敏锐迅速出击，再临西域之地。
侵占了焉耆以西的所有城邑，西突厥左厢五部本就一盘散沙，大难临头之际，有的奔走逃亡，有的战败投降，更有甚者反戈一击卖主投敌，阿史那元庆完全丧失统治。
坐镇碎叶城的唐休璟虽老于边事，但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也无计可施，最终放弃城池退至敦煌。
李恪扶植西突厥，一者为了以夷制夷，休养中原之兵，再者也是故作宽宏，欲收买突厥之心，并不想真的放弃西域。
且不论中原王朝的统治利益、经济利益，仅就军事而言，这片地区便是扞卫国土的重要缓冲，焉能坐视吐蕃夺取？
十一月，武后与唐王达成了一致意见。
远征号角再度吹响。
任命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率领马敬臣、沙吒相如、王孝杰、张玄遇、何迦密、麻仁节等三十六部，合计兵马三十万，浩浩荡荡旌旗蔽日，拼了老命欲从吐蕃手中夺回西域。
不过出征兵马虽多，李恪心里却甚是忐忑。
而且主帅韦待价平心而论虽然外统兵马、内参国政，却并非什么文武双全之辈，恰恰相反，他才干平庸，最大的优点就是谨慎听话。
论战绩他半辈子都是充当别人副手，跟在薛仁贵、裴行俭身后混功劳。
论政绩他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修造乾陵都是刘景先、李元轨设计规制，他只充个监工。
担任吏部天官多年，全靠侍郎魏玄同处置一切，自从魏玄同转任负责地官他才亲自主持部务，结果典选、诠选都搞得一团糟，朝野多有非议。
可就是这么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人，武后却对他宠遇有加，一再委以重任。
其实韦待价也明白，李恪也答应他做元帅，只因为资历老又谨慎听话，不会违抗李恪的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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