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钱坊只对拥有咸国户籍的个人放贷，这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地方常驻人口，第二类是流动富人。前者以平民，尤其是农民恢复基本农业生产为主，籍此稳定社会治安和民情，后者以中小手工业者为主，其他阶层贷款多有限制。
其次贷款的审核周期长短不一，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其中个体农业贷款最快，形势也不限于资金，可以是农具种子和耕牛等等。其他审核周期相对长一些，因此远不如私人借贷随贷随拿来的方便。当然，如果有门路可以直接找轩亭侯乔廉直接划账，那没得说。
最后，钱坊熬过了初期的创立阶段步入正规后，其国家性和规模性决定了总体具有高额利润率，但单笔业务的利润远不如高利贷，钱坊目前只对外开放半年期、一年期、两年期、三年前存款业务，限额开放四年期、五年期业务。
以三年期为例，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点五，这个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然在当下根本不值一提。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百，几个月能回本，甚至几天回本，不考虑风险，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对权贵而言，放贷的风险要低得多。
由于钱坊的利息低，更多人愿意放高利贷而不是存钱，即便钱坊有强力的信用保证和国库支撑，但敌不过高利贷丰厚的汇报，尤其是贵族放贷，当下确实没几人敢于违贵族约的，若非战争和政治因素，风险并不高。
此外，钱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银通宝与实物商品为主，受老百姓好评，却不受贵族欢迎，也是有钱人不愿大量存钱的原因。
当然，钱坊如果上调存款利息吸纳有钱人存款也可以，但结果只能是抬升钱坊贷款利息，如此与放高利贷毫无区别，扶持农业，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也荡然无存。
由于高级资本市场的需求与钱坊设立初衷的目的严重分化，于是高利贷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地下市场。
王眷城中主要有三类类人借贷高利贷，一类没有咸国户籍的外国商贾，为从契押中博取更高的利润而借贷，第二类是本国富户豪强参与借贷，第三类是贵族借贷，其利用贵族特权和渠道，基本上是黑白市场都沾。
如果强行以行政打击非法高利贷，当下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可操作性，还得得罪权贵集团。那就只有一条，规范起来，同时官府钱坊也开增限制性高利贷业务，既只对符合额定资产的个人开放贷款。以免官府高利贷危害平民阶层，引发社会性动荡。
而今咸国物产富饶，产品丰富，工业日见规模，银行体系基本健全，海运、水运、陆路运输高度发达，基础设施完备，基本具备开设期货、国债与新增印花税的基础，尽早规范地下契押交易，有利于构建顶层经济，带来更多流动资金。
同时利用当下世人对期货特性缺乏了解的致命弊端，从中谋取暴利，回哺咸国工业，刺激产业扩容，将金钱变成教育、工业、科研资产，谋求国力的迅速崛起，不失为当下绝佳的良机。当然，这等谋划是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喧之于口的。
长篇累牍一番追述，包括咸王在内的多数人如听天书，基本不知所云何物，咸王不禁问：
“印花税既是税，想来必有利可图，然期货、公廨、孕息又有何利可图，寡人如今并不缺钱，钱坊有的是钱，一边放贷，为何还要一边以官府之名开增公廨，如此岂不令世人笑话。”
“大王问的极是，官府放贷可行，官府向世人借公债确实闻所未闻，但大国可想过，日后倘若因战因灾，国库、钱坊均告急，钱又从何来，靠认捐，能认捐一次，难道还能十次八次的都认捐，如此与勒索已经无异。”
咸王听着生气，想当年黑巾叛乱和南征期间，国库其实是破产的，若非靠权贵认捐和百里燕贡献的珍珠打了一针鸡血，咸国早完了，这一轮认捐持续了五六年，直到永兴城铁产大增，珍珠大量上市，一举扭转亏空。照百里燕说法，这五六年都是勒索。
生气归生气，百里燕所言却是不错，咸国最近十二年的高速发展，正是国库得益于钱坊的运作，钱坊积攒的巨额存款充分投入经济运作，带来的效应短时内平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消化了四个郡的新地，全国面貌位置焕然一新。
但万一哪一天天灾人祸不断，钱坊、国库都没钱了，靠认捐，压得住还说的过去，压不住就玩完。
黑巾叛乱毕竟情况特殊，一群穷棒子要革所有权贵的命，权贵逼急再大的内部矛盾，也没自己人头重要，咸王勒索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未必再有这等好的良机，到那时确实得有个另觅钱财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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