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需》文今译与解说
（原文）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于沙，小有言，终吉。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需于酒食，贞吉。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译文）
“五、机遇对有爱心的人，带来光明，通达，美好的前景，更利于建功立业。
在城外等待时机，要持之以恒，没有害处。在沙场上等待时机，小有错误，但结果不错。在泥泞里等待时机，会招致强盗的到来。在血光境地里等待，等于坐以待毙，应走出险境之地。在上层的社交酒宴上寻找机遇，前景自然光明。陷入险境，没有邀请的客人突然来访，恭敬地接待他们，最终是吉利的。”
(解说)
“需”字有等待，需要，停步等多种意思。而在本篇有“等待，寻求成功的时机”之意。
本篇的篇名是“需”，而题目内容是“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而本篇的“画符号”与本篇的内容没有实质意义，作用只是排序而已，可当做排号“第五”而已。而本篇的内容则是围绕着题名与题目内容（即命题）展开的论述。
我们先看本题目中出现的一个词语“有孚”，在《周易》一书里这个词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超过了“君子”一词，当然有时是单独一个“孚”字出现。这“有孚”正是《周易》里构建的一个政治理念。而现在一些《周易》译文把“孚”当做“俘虏”的“俘”来译，除此就是传统的解释方法，作“诚信”来译。《周易》里的“孚”，既不是“俘虏”的“俘”，也与“诚信”之意不相符。“有孚”虽是《周易》构建的一个政治理念，但“孚”字，早在《周易》一书出现之前就出现在典章里了。“西周文”和《诗》里早有“孚”字的运用。
如“周书·洛诰”里有“作周孚先”，其意是“因为周兴是以信用为先”。
如“周书·君奭”里说“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其意是“所以君王一旦向天下发布政令，就像占卜，占筮那样，百姓没有不信任的”。
“周书·吕刑”里说“狱成而孚，输而孚”。其意是“定案要让人信服，翻案也要人信服”。
在“西周文”里这“孚”字的出现次数，也不过仅此几例，传统上是以“诚信”来作解释。而“西周文”里的“德”字的出现，就不计其数了。西周初期体现的是“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而《周易》里的“孚“不是配天的，而是配合民意的，《周易》里的“有孚“思想就超越了西周倡导的“德”的思想。在《诗》里也有“孚”字的出现，如《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意思是“好好效周文王，万国诸侯都会相信服从”。《诗·大雅·下武》“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下士之式”。其意是“长久地秉承天意，成王诚信民归心。成王诚信民归心，四邻以他为榜样”。“孚”字，也只有在“诗”里，属西周史诗里出现过。而西周史诗同样体现的是“以德配天”的思想，还没有上升到“有孚”的理念。“有孚”是《周易》构建的政治理念，是对西周初期提倡的“以德配天”思想的突破。西周讲的“德”，是指在位者以德来配合天命的，而“有孚”思想是让统治者去爱护百姓的。所以“周书”里提倡的“德”与《周易》里提倡的“孚”不是一个时代的思潮。
《周易》“需”篇里的“有孚”，如何译呢？笔者以为《周易》里的“孚”应当“爱”讲。“有孚”就是“有爱”，《周易》里的“孚”，是《周易》作者构建出的“民本”理念。“有孚”的含义，是让在位者去关心爱护百姓。而本题目里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其译意是“有了爱，就带来光明，通达，美好的前景，更利于建功立业。”《周易》是对“君子”讲述的政治方略，君子就是在位者，即统治者。本篇“需”是指等待，等待什么呢？就是求“利涉大川”的事情。这里的“利涉大川”，不能理解成渡过大河。这里是比喻，寓意着事情将要完成与实现。“君子”要完成事业，就要建立在一种根本的准则上。“有孚”就是作者构建的政治准则。我们常说《周易》里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思考，这种积极的意义往往体现在有着明确而正义的目的上。而指导这种目的行动，准则，就是“有孚”理念。即为“君子”构建起一座明亮的灯塔那样，在指明着方向。
《周易》里有不少篇章里讲了“孚”或“有孚”，而没有一个是当“俘虏”的“俘”来讲的，若当成“俘虏”的“俘”解释，是根本讲不通的。甲骨文里也出现了“孚”字，写法是从又，从子。像一只手抚爱小子之形。金文“师寰簋”之“口”填实写作本义是抚爱。《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见《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虽然“孚”也当“信”讲，但“孚”的本义是“抚爱”，就像大人抚爱孩子的那种内心情感。《周易》把“孚”上升为“有孚”这一政治理念，其意是很明显的。“有孚”的含义，就是上体恤下，上关怀下。即让“君子”爱民，犹如“爱民如子”的那种含义。“有孚”理念的构建，实乃是儒学“民本”思想建立了起来。为何《周易》一书里强调的是“有孚”，而不是“有德”呢？我们已知“西周书”里充塞着大量的“德”教之说。正是周初的“德”说，是来配合天命的，那叫“以德配天”，是讨好天意的，是让天神保佑统治者。“以德配天”重视的是“上神”，而不是“下民”。西周统治者提倡的“德”（即《尚书》里的“德”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德治国，而是“以德配天”的思想，修德的目的，是配合天命的，是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而《周易》构建出的“有孚”理念，正是走出了西周前期“以德配天”的神学思想。《周易》里的“孚”是来“配民”的，是让统治者（君子）重视民意，关怀民生，而不是天命。这就是《周易》构建的“有孚”思想，这就是哲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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