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现在的济南还是还很的没有多少流民和要饭的，比京城好多了，德王说，不是没有而是全部给王文明派人来接走了，他们那里现在是人口不足，现在他们都到河南去收留难民了。是啊万历皇帝说，他们现在把朵颜三卫拿下了，在哪里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市，哪里的知府就是杨链，以前杨链到海州去做了和镇长，据说他管理的那个镇子的变化是最大的，家家都住上新的瓦房了，王文明就把他调去赤峰府做知府，诶，我们的黄祖爷爷怎么就没有想到这样控制草原，还是王文明这样做的事是对的，这样以后北方的威胁就不会存在了。
周王朱恭枵说。是呀，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其实就大明来说就是周王还是比较好一点的，特别是朱橚。朱橚家有“东书草堂“以藏书籍和教授子弟，据明初惯例，藩王在各地就封时，皇帝皆有赐书，据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由此可见，他的“东书草堂“藏书楼，有赐书若干。藏书印有“周府御书楼宝“、“明善斋记“等。朱橚还作了《元宫词》百章。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着手方剂学巨着普剂方的编着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他被流放到云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回到开封。他深知编着方书和救荒着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尽管他在建文初(1399年)再被流放到云南一次，但他从未间断有关方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永乐四年(1406年)，朱橚在本草学上别开生面的《救荒本草》一书刊行。
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着作共4种，分别是《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保生余录》，全书两卷。《袖珍方》全书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府自制的。这部着作编着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它的发行，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普济方》是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四库全书提要》)的巨着。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个药方，239图。对于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其中的方剂就特别多。当然，该书也存有不少重复抵牾的地方。
在所有着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着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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