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佟正钊心下大定，佟秉清却又不放心了起来，
“‘耶稣会’又是个甚么教派？和那‘耶稣教’是一路的吗？”
徐知温笑道，
“不一样，要按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倘或把天主教比作儒教中的孔圣人，那么‘耶稣会’就相当于是孟圣人，而路德氏的‘耶稣教’更近似于承自儒学却另立别支的荀子。”
“就像孟圣人主张‘性善论’，而荀子主张‘性恶论’一样，‘耶稣会’反对路德氏的宗教改革，但与原来的天主教相比，‘耶稣会’更加变通一些，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
“现在在中国、倭国、印度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几乎都来自于这个‘耶稣会’，大友宗麟正是与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格·沙勿略结交，这才受洗皈依。”
佟秉清道，
“那这个负责派遣倭国使团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方济格·沙勿略吗？”
徐知温摇了摇头，道，
“方济格·沙勿略已不幸于嘉靖三十一年时病逝，负责倭国使团派遣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另一名成员，范礼安。”
佟秉清惊讶道，
“这个耶稣会里竟然还有中国人？”
徐知温笑道，
“他是意大里亚人，原名叫亚历山德罗·范礼纳诺，‘范礼安’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
佟秉清疑惑道，
“他既然在倭国传教，为何偏偏取个中文名？”
徐知温答道，
“因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以为，想要在亚洲成功传教，以当地语言与当地人接触，必须用当地语言讲话、阅读、书写，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做到‘入乡随俗’。”
“而倭国的文化都来自于中国，因此在倭国传教的传教士认为，要使倭国人皈依天主，必须首先使中国人皈依。”
“所以现在所有派来中国传道的耶稣会传教士，基本上都会读、写和讲汉语，熟悉我们大明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佟秉清不以为然地笑道，
“没想到洋人在传教这件事儿上还挺认真。”
徐知温也笑了笑，道，
“他们觉得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王国。”
佟正钊从佟秉清和徐知温的神态和语气中读到了一种“不屑”。
这种“不屑”的潜台词是微妙的，一般人未必能读得出来，毕竟佟秉清和徐知温表现得是这样收敛。
就好像中国人日常为人处世的那般，客套中带着敬而远之，热络中带着几分冰冷的审视。
但佟正钊悟出来了，佟秉清和徐知温在对待西洋传教士的态度上，和李自成最后对待皇权的看法是一样的。
凭你如何高贵，如何文明，如何对我百般奉承，如何将我捧上至尊宝座，都无法移了我的本性去。
佟正钊是理解佟秉清和徐知温的，历史上的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一直坚持到了满清入关以后，雍正皇帝全国查禁天主教以前。
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曾重用过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还相继出任过朝廷的钦天监正，天主教徒能在全国自由传教，顶峰时期，全国信徒人数甚至高达几十万之多。
现在想来，雍正帝对天主教的查禁其实并非来自于封建皇权本身的排他性。
佟正钊心道，而是或许是因为到了雍正帝这一代，“满汉一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统战口号了。
建州女真成了满清，彻底与中国融为了一体，满人皇帝也逐渐演化出了那个农民李自成的高贵人格，把原本“无文化”的女真文化看得无比伟大。
即使这“伟大”本身来自于被他们轻视的汉文化，即使从此抛弃了女真文化的可塑性，但也绝不容被外来者侵蚀半分。
佟正钊道，
“不管他们有甚么目的，多几个洋人来学中文总是好的。”
徐知温笑了一下，道，
“我大明还缺他们几个传教士学中文？”
佟正钊心下叹气，
“那范礼安不就让大友宗麟和英吉利人联系上了吗？”
佟秉清接口道，
“对了，这去觐见罗马教宗的倭国使团是怎么让倭国人和英国人联系上的？”
徐知温笑道，
“这说来就曲折了，按照朝鲜人的说法，这支倭国使团由范礼安率领，在万历十年时从长崎出发，于该年三月九日离开日本，经澳门、新嘉坡、马六甲、锡兰、高晋，于万历十一年抵达印度果阿，觐见佛郎机国印度总督玛斯加兰，并受其盛情款待。”
“范礼安原想亲自率领这支使团前往罗马觐见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但是当他到达果阿后，发现罗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稣会高官，因此他只好留在东方，命令另一个传教士麦基达代替他率领使节团前往欧罗巴。”
“万历十二年时，倭国使团到达了佛郎机，并受到了佛郎机国王腓力二世的热情款待，万历十三年时，他们去了佛罗伦萨，并参加了当地望族美第奇氏的舞会。”
“同年，他们又去了罗马，拜见了罗马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使团一行因此获得了罗马市民权，尔后他们还参加了额我略十三世的继任者西斯都五世的戴冠仪式，并先后访问了威尼斯、维罗纳、米兰等欧罗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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