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此话一出口，气氛立刻轻松下来，就连整天都板着脸的徐平，也有了笑容。
说了几句闲话，李迪问晏殊：“徐龙图编这一套《富国安民策》可谓是穷尽了心力，不辞劳苦。二十余万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学士可否一言道之？”
这是李迪在考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该读的书也读了，总得说个一二三出来。不然光说回京帮着说话，帮着说什么呢？
晏殊考虑良久，才道：“以不才观之，可用四个字——生财有道！”
四字出口，在场的人一起笑了起来。这话对，可也不对。对是对在概括了书中所禀持的原则，一直讲理财，但又时时不忘不是为了聚财而理财。不对是太空泛，实际没有涉及书中的具体内容。这也难怪，晏殊对那些具体的政策实在说不出什么，没有经验，没有感触。在他看来，能够不违儒家根本而生财，已经很难得了。
李迪对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问，又问陈尧佐：“陈相公又做何解？”
“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此一句话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但真正说透了，让人相信能够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国安民策》！”
陈尧佐是真正细读了的，而且处理政事的经验丰富，李迪一问便脱口而出。
听了陈尧佐的话，李迪不置可否，又对徐平道：“在老朽想来，若是让徐龙图说必然不同于你们二人。龙图，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样的东西，看在不同的人眼里，总有细微不同的。”
“那龙图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策？”
“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徐平顿了一顿，“国事即民事，民事即国事，国民合一。”
徐平说完，李迪手扶胡须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龙图果然思虑深远。此一策起篇从天理人欲讲起，又岂只是理财之策？有这两句话，《富国安民策》就不仅是治国之术，而可称之为治国之道了。以道传天下，足成一家之言！”
李迪的评价，明显比陈尧佐和晏殊两人的评价高，也说明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而这一句评价，让徐平对李迪刮目相看，这位老宰相的声望果然不是白来的。
自范仲淹被贬，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越是重视，越是发现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富国安民策》编成，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无非是自己被闲置，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年未满三十，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欲速则不达，多在基层历练未必是什么坏事。惟一让他觉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离去，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自己却偏偏抓不住。
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欧阳修，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至于朱熹等人，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虽然重地是洛阳，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
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很让人尴尬，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对他的印象，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还在共城种地，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张载十岁出头，因为地处陕西边地，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就连名字都还没起。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便是理学的渊源了。当然令人尴尬的是，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
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远远不是，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思想便分为两支，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则以新旧区分。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影响他们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
宋人尊韩愈，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学问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真正的内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来，后人所称援佛入儒。这也是从韩愈发端，讲性情分别，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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