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说枪支管理，要登记每家每户的枪，登记完了给你发持枪证，就算合法持枪了。”
“挺好，这么个消灭非法持枪法吗？”
“哪能啊，后面再去抓没办持枪证的，举报还给钱，所以没办证的很快就办了或者没了。”
“然后呢？”
“然后持枪证到期了，不给续，枪统一管理，要用的时候去管理处打报告拿，开始批枪还是比较轻松的，后面就……”
“懂了。”
当然，这当一个笑话听就行了，但可以从中窥探到那时禁枪的力度。
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生存资源竞争的激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卷”。为了争夺有限的耕地、山林、水渠、河塘，人们被迫卷入激烈的械斗，为了生存而不惜拼死一搏。
同时，由于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科举功名的乡绅阶级依靠其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渐渐控制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成为基层的实际控制者、官府的代理人，甚至产生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
虽然乡绅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不代表他们温驯和善。为了本乡本族本村的利益，乡绅常常利用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影响力，成为械斗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发挥了过去豪强游侠类似的作用。
失去了基层控制力的官府，面对层出不穷的民间械斗，既受能力所限无力干预，也因不想惹事逃避干预，往往放任械斗升级扩大，直到事态平息后才出面收拾残局。这种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官府的威信，也让械斗之风日益猖獗。
除此之外，农业社会人们安土重迁，太平年代社会的流动性很小，大多数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家乡方圆数百里的地界。由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和方言口音，这一点在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的南方地区尤为突出。
来自不同地区的民众，由于文化隔阂方言不通，又缺乏沟通协调的纽带和公正公平的仲裁，一旦发生矛盾，大家往往倾向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极易激化成大规模械斗。
最后，由于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流毒，导致民间溺杀和抛弃女婴的现象普遍存在，时间一久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大量男性找不到老婆沦为光棍，最后成为械斗的主力军。
但同时正因为长期械斗导致民间武德充沛，所以当鸦片战争时期，盘踞广州的英军窜至广州城外三元里抢掠时，立刻遭到民间武装的迎头痛击，当日天降大雨淋湿火药，英军的枪炮发挥不了作用，如果不是清朝官府出面救援，英军可能早已全军覆没。
但是，械斗不仅仅有小规模的群殴，更有大规模的民间战争，双方动用冷热兵器进行激烈交战，极其残酷惨烈，胜者固然伤亡惨重，败者往往惨遭屠村灭家，一次械斗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伤亡超过千人的案例。
再有便是，宗族是械斗的主力和纽带，一旦脱离了宗族的庇护，个人或家庭很难在激烈内卷的世道中生存。
出于宗族的胁迫和组织，同宗之人往往主动或被动卷入械斗，为了宗族利益流血牺牲。不仅如此，许多弱小的宗族为了不被大宗族欺压，不得不抱团组成联盟。
在这种酷烈的环境下，宗族观念深植人心，成为民众内心深处的潜意识。
这也是黎汉明头疼的原因之一，贸然插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想到这儿，黎汉明摇了摇头，再次转身看向了墙上挂着的地图思考着。
黎汉明记得，在后世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坐困孤城，岌岌可危，而清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等国内起义四处皆是，没兵将可调，那时候比较流行团练、募勇，也是朝廷应对危机的法宝。
叶名琛刚开始是大量募勇，可战事持续不停，政府财政赤字，没钱了，叶名琛就以官衔官职为诱饵，股东有钱的乡绅出钱招募族人与朝廷官军携手作战。
在这个过程中，由客家人组成的客勇就应用而生了，在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部分客勇乘机公报私仇，对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摩擦矛盾的广府人进行打击报复，烧杀抢夺了不少广府人。
广府民系一些豪强乡绅一看，这样下去还得了？要联合起来反抗客家人崛起才对。
于是就联合周边的广府民众，制造谣言，说客家人要反客为主了，要杀尽我们广府人。
于是周边开平、恩平、鹤山、高明也跟着举旗而起，开始跟客家人玩命了。
客家人也不让步，谁怕谁啊，也挑选壮丁对干起来，你来我往，至此民间最大最惨烈的土客持械私斗正式爆发。
那么政府管不管这事呢？这时候，一边是太平天国运动加洪兵造反，另外一边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都杀到北京去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管这民间斗殴案？
一时之间，双方真刀真枪干，越干仇恨越深，仇恨越深就越停不下来，这场斗祸起于五邑地区，蔓延至云浮、肇庆、阳江、茂名等地，这一斗就是血雨腥风的十三年，斗祸导致双方死亡人数达到近百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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