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呀！只是现在所做的还很不成熟。”我把研究笔记翻到需要页，接着说：“按着人们原来的设想，集体化应该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如老人家所说：‘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但事与愿违，集体化反而使农村陷入了长期的贫困，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集体化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1951年，老人家在主持起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曾派人征求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的意见，赵树理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对此我本人就深有体会。我那时和奶奶在农村，虽然年纪很小但对那时候的事还有记忆。除了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跟着瞎起哄外，老实本份的农民谁愿意入社呀？入社前家里有一匹瞎眼睛的马，那是我们家的宝贝，可入社没几天就死了。奶奶听说后难过了好多天，把合作社恨得咬牙切齿。我父亲在县城工作，有一次给奶奶拿回十八元钱，奶奶没舍得花买了头小牛，我和奶奶把小牛藏着养但很快还是被发现了，让合作社强拉走了。
“其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唯物史观已经明确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包括劳动的组织形式采取何种方式，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这里，无论多么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演译，无论多么美好多么合理的愿望，都没有用武之地。
“而我们的集体化运动所做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一种生产方式和劳动的组织形式强加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因此，非但不是走集体化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相反正是集体化运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
“社会财富和生活资料归根结底是劳动创造的，任何社会和任何共同体首要的责任必须是组织劳动，而维持基本生活资料的劳动则是任何社会和任何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底线。所谓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劳动的组织形式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主要标志是直接的生产者能够有相对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马克思说过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归根结底是靠利益机制驱动。而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又决定着他们对自身利益认识的视野。我们看到了，在集体化大锅饭的条件下，人们基本上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怎么会有积极性。……”
石云一直在认真的听着， 我看了一下石云说：“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很多的问题也引起了我的重新思考。”
“什么问题？”石云问。
“比如，不能简单的用头脑发热和异想天开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刚刚结束那么多年的战乱，终于过上了和平生活。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医治了战争创伤，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面对这样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事我们做不到呢？那个时候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这是我们小学课本上的，那时候的人们多豪迈呀？是吧？”
“应该是，我也有记忆。”石云点着头。
“有一次我听到我们那位特别受人尊敬的词作者乔老爷 ，谈到那个时期他创作的歌词时说：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是有一股子劲头的。
“想到那个时期人们的热情、激情，想到那个时候人们的冲天干劲，我们很难不心潮澎湃。问题是这样的热情和激情能长久保持吗？通过焕发起人们的热情和激情去搞一个运动或许是可以办到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热情和激情也确实可能创造难以想象人间奇迹，但生活终究要回到惯常的轨道。激情出诗人，可实际生活终究不是华美的诗章。
“还有，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某一些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利用这方面的优势，那个时候也确实办了一些，很长时间人们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例如，修建的那么多水利工程，有很多现在的人们还在从中受益。”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石云问。
“有时候我们也许需要站在那个时候人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评价就能更客观公正一些。”
石云在思索着我的话。
晚饭后，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小区散步。天虽很热，但我们还是紧紧依偎在一起。在小区路边，正有一个人在算命。好事的人总是有的，有人在围着看热闹，有人正在请那位算命先生给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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